韦温说道：“陛下，户部管理官府所属的手工工坊制造场所，有绫锦坊、毡坊、毯坊、染坊、酒坊、饧坊等。都拥有为数众多的工匠，如绫锦坊就有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在宫廷里，又有所谓“内八作”、掖庭局等，在他们的统属下，也有不少工匠，如“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
通过韦温介绍，李隆基才明白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在初期，大体以短番匠为主。唐制，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新唐书·百官志》）。所谓短番匠就是唐政府从各地工匠中征调“材力强壮，技能工巧”（《唐六典》卷七）的手艺工人，到官府作坊来服役，每年以二十天为限，称为一番。受征调时，“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唐六典》卷七）。在官府作坊中，经常一批工匠下番，另一批工匠又来接替上番。
每年之中，唐政府征调诸州的短番匠，在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在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见《唐六典》卷七）。大概关内的工匠，到京师上番；离京师较远的工匠，就在州县官府作坊里上番。这种短番匠来自民间，他们的手艺高低不齐，不一定都能制造出适合统治阶级要求的精致器物，因此官府除了征调短番匠以外，还雇佣了许多专业的工匠，长期在官府作坊干活，称之为“明资匠”和“巧儿”
这种明资匠和巧儿一般都是世袭职业，所谓“工巧业作之子弟，一人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唐六典》卷七）。他们的学习技术时间，据《新唐书·百官志》称：“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一年）；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他们制作的物件，都镌刻上自己的名字，所谓“皆物勒工名”。
有些短番匠如不愿意服役，和农民一样，可以以纳资代役。代役金的数额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按照惯例，“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二十日共纳六丈），布加五分之一（共纳七丈二尺），工匠的“庸”绢和农民的“庸”绢大致相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也愈加奢侈，而轮番制度下的工匠，手艺高低不齐，远远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政府就在官府作坊短番匠中挑选一部分手艺高强的工匠，留住不放，所谓应下番而不下番；还把短番匠所缴纳来的代役金作为他们的工资，这样的工匠，就称为“长上匠”了。
同时因轮番制度劳扰不便，被征调来的工匠，又大都是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强制他们到官府轮流上番，会严重地影响生产，因此短番匠都宁愿纳资而不愿上番；政府也因庸绢代役，有利可图；加上短番匠的手艺不及长上匠，因此也宁愿采用工匠的“长上”制度，而放弃工匠的轮番制度。这种由轮番制度变为长上制度，由劳役劳动变成雇佣劳动，是一种进步。由于这一变革，使当时各地的工匠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生产劳动中去，这也有助于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长上匠是一种专业的工匠，是官府作坊中的正式工匠即“正工”。
此外，唐政府在放弃工匠的轮番制而采用长上制的同时，对于兴建土木工程所需要使用的临时工，也放弃了轮番制而采用了和雇制，即以庸调绢来和雇工匠。因为这类工匠和夫役是自愿受雇，因此称之为“和雇匠”。如去岁冬十二月，“筑京师罗郭，和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版筑三十日而罢。”
韦温说道：“开元一载（公元714）十月十七日，和雇华阴、扶风、冯翊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万三千五百人，筑兴庆宫墙，并起楼，四十九日毕。这类建筑工程特别是修城筑墙之类，不需要很多手艺熟练的工匠，因此和雇的绝大部分是京畿附近的农民。和雇表面上是两厢情愿的，但和雇的工资，往往不依时价给直，甚至不给直。那就成为变相的“差科”和“徭役”，加重了当时人民的负担。
李隆基明白了，屯营政策每户百亩田地，八十亩那要求必须种植五谷五十亩，桑棉各半，其二十亩是农户自留地，只要不荒田，农户种什么都可以。屯营农户的收入高了，就愿意以绢代役，不愿意出徭役了。
对于这种情况出现的雇佣制李隆基想不到，但无论如何，轮番制的逐渐减少，纳资代役制与和雇制的出现，在官府对手工业者的控制方面，比之以前多少有了缓和。而这种控制的缓和对于此后社会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不过在官府手工业作坊中，还有一种工匠，便是属于官府的贱民阶级和官奴婢。贱民中的官户，也称番户，他们到了十六岁以上，一年中就要上番三月，所谓“一年三番”；贱民中的杂户，身份比番户略高，他们二年之中要上番五月，所谓“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如不愿上番，也可以纳绢代役。官奴婢一被派往官府作坊，就终年“长役无番”。此外政府还把判处徒刑的罪犯，分配到各官府作坊里去服苦役。
所以工部的库房里绢七百四十余万匹，麻布一千六百余万端，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些雇佣工和番户、奴婢、苦役纺织的。
李隆基去了工部的库房，在丝织品中，除了绢、绝以外，以绫的品类为最多，以绫的花纹最为精致，可以织出“立天鹅、马、盘条、掬豹，文彩怪丽”，有河南府的文绫，滑州的方纹绫，蔡州的四窠绫、云花绫、龟甲绫、双距绫、鸂糖绫，青州的仙文绫，兖州的镜花绫、双距绫，徐州的双丝绫，定州的细绫、瑞绫、两窠细绫、大独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荆州的白方纹绫、交梭绫、縠子绫、方毅文绫、澧州的龟子绫，扬州的独窠细绫，润州的方棋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苏州的绯绫，湖州的鸟眼绫，杭州的白编绫、绯绫，越州的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明州的吴绫、交梭绫，绵州的轻容绫、双纠绫，阆州的重莲绫、襄州的白毅，荆州的交梭毅，越州的轻容生縠等。《缭绫》诗，中有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可见织工的精致和色彩的绚丽了。
官绫锦院，绫机亦不过四百张；四川的锦院，“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一十”
“唐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依此类推，则何明远绫机五百张的作坊，工匠人数至少不下于千人。
织锦，是当时驰名世界的珍贵丝织品，扬州的锦袍、锦半臂、锦被和泗州（治临淮，今江苏盱眙北）的锦织品，已是畅销大唐内外；至于西蜀地区，锦织品的发展，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更是驰名大唐周边各国。
窦世纶“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他曾叫锦坊的长头设计了“瑞锦宫绫”多种，当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大都“创自师纶”，“章彩奇丽”，为人喜爱。因为窦师纶封陵阳公，故蜀人“谓之陵阳公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锦织品中，以西蜀的蜀锦花纹尤多。瑞锦的纹样，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卍字、双胜”及诸织造羌样文字等（《旧唐书·代宗纪》）花纹，真是异彩奇纹，千名万品。
其中蜀锦联珠对马纹锦、大鹿纹锦、狮凤纹锦、联珠对孔雀纹锦、开连十字忍冬纹锦、小团花纹锦、猪头纹锦、骑士纹
有裁作衣物边缘装饰的四件锦条，有的是用果绿、墨绿、黄、棕、白五色丝线在木红色地上织成宝相花的，有的还加饰了白色联珠带和黄色晕涧。
现在的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有从敦煌石室拿走的翔凤纹锦，日本正仓院藏有紫地双凤纹锦，都是唐代锦织品中的精美杰作。日本隆法寺中，还藏有唐代日本入唐学问僧携去的四天王锦。这件锦织品正中织成一大树，树下织出一对狮子，四个梵天王在四角，两个向外作射状，两个向内作射状，外围织联珠纹，再外织成宝相花、忍冬叶。这些精美的锦织品，花纹、人物的鲜艳美丽，技艺的圆巧纯熟，在当时达到世界前列的水平。
布的品类很多，有纻麻布、葛布和棉布。河南府的葛布，列为贡品，可见质量很高；抚州（治临川，今江西抚州）、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的金丝布，
棉布，亦称为绁布或白氎布。长安市上已有氎布出售。氎布尤为高昌的特产，不过李隆基在潞州时就从高昌带回棉花的种子，所以大唐现在棉花种植正在一步步的扩大。所谓“岁时伏猎，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鄽间”。
李隆基在工部的展厅看到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
韦温说道：“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满谷，扫地无异，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关于蜀川所献单丝碧罗裙，缕金为花鸟，肯定是金银丝的织物。当时制作两件，一种是用鸟毛和丝合成裙。一种是先用“织成锦”制成裙，再选择美丽的百鸟毛羽，黏在织成锦裙的某些部分之上。现在这件是后一种制作而成”
韦温说道：“陛下，这是用羊毛、驼毛制成的毡毯，种类也很多，名称各异，有称氍毹，有称毾氈。”
“氍毵（即题毹之异译），此土本无，其物皆从西北塞外而来。若丛毛编织而出毛头，兼有文像人兽等状，名曰氍毵。'字书总云罽属。若以经纬斑毛如此锦者，名曰毹氈”（即毾氈之异译）。一般用作地敷（即地铺，今称地毯）壁衣，低级的可以用来覆鞍或铺在坐卧的床上。
因此畜牧业较发达的地区，如关内道的西北部，河东道的北部，以及安西、北庭都护府管辖地区，制毡业都很发达在毡的制造方面，凉州（治武威，今甘肃武威）和太原府的毛毡，是驰名大唐的。
毡制品，除了人所珍贵的白毡和绯毡以外，还有花毡。所谓花毡，就近乎今天的彩色毡毯，都是先把羊毛染成各种颜色，然后加工织成。这种精致的花毡，当时不仅行销大唐内，同时也畅销海外和西域各国。”
韦温说道：“陛下此库房中有毡毯三十床之多。其中有一床花毡，为碧地二窠长方毡，图案作两个大的团花纹，这两个大的团花纹是由八朵花组成的，配以珍草，浅蓝底，花纹紫、褐、绿三色，构图配色，都非常雅丽。”
还有一张花卉人物长花毡，图案系小花纹两种，分行配列，中间一人左手执杖，杖端如偃月，作接波罗球之势。花毡制作的精巧到达这样程度，可见当时制毡业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李隆基记得诗人白居易《新乐府》里有《红线毯》一诗，歌咏其事，诗句有云：“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这种松软华丽的丝织地毯，正如诗人所慨叹的，一丈毯，千两丝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才能精工编织出来。随着丝织业的发达，染练的技术也显然有了提高。
唐玄宗时代盛行的夹缬，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夹缬染法是在两块木板上，雕镂了同样的图案花纹，用这样的两块木板夹住双折的丝绸，在空花中涂上蜡或一种浆混合物，等待干后，解去夹板，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晒干，剥去蜡或浆粉，图案花纹就显现出来了。也有一种染法，不必把丝绸投入染缸，只用两块同样图案花纹的镂空木板夹住丝绸，直接在空花处用颜色刷染，然后再夹上另外两块雕镂别种图案花纹的木板，用另一种颜色来刷染，这样染刷多次，就染出色彩艳丽多色印花丝绸来了。因为丝绸是对折的，两块木板的图案花纹又是一模一样的，染刷完毕解板，其花纹皆成对称，因此称之为“夹缬”。
现在日本正仓院藏有“山水夹缬屏风”、“鹿草木夹缬屏风”、“鸟木石夹缬屏风”，其构图及题材，就是历史上李隆基赏赐给日本遣唐使的。
夹缬以外，还有蜡缬染法，它和夹缬不同的，是不须雕镂两块空花的木板，但用蜜蜡厚厚地涂在丝绸上，描成花卉山水鸟兽人物各种花样，然后浸在染缸中染练，再利用热力使蜡融化脱落，花样就显现出来了。蜡染除了单色以外，也可以套色到四五种以上，颜色鲜艳夺目，为当时仕女所喜爱。
现在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蜡缬屏风”四曲，装饰有麟象熊鹿鹰雉等栖止于树石之间的形象，其中“橡地象羊木蜡缬屏风”二曲中之右一扇，以羊为构图中心，褐色绝地，羊及树叶小草，俱为白色或绿色，树干上并点缀二小白猿，画面生动，趣味盎然，从艺术水平来讲，也是唐代的杰出作品。
还有一种叫绞缬染法，是把一定尺寸的丝绸或衣裙成品，按照需要将织物折成连皱，用线缝牢，染后晒干，拆去缝线，就出现按设计要求的花瓣形散点组成的图案。
韦温现在给李隆基展示的裙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染成绛紫、茄紫两色的散点菱形网络花纹的。由于这种染法不便施用于宽幅的料子，所以这件裙子是由每条八厘米宽的染缬缝合而成的。花纹接对得很紧密，绛紫、茄紫两色相间，鲜艳异常。
李隆基说道“观此一服，费用百金。”价格之昂贵可知。
以上二十种中，以绫价为最贵，细绵绸次之，细绁又仅次于细绵绸，次等绁布的价格，也要比生绝、生绢高。可见绁布这一新品种，由于人民喜欢服用，而它的生产量又受到限制，因此价格也就高了。
不过穿越来李隆基却知道：：“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缭机苦难织，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并自注云：“予掾荆时（元和末），目击页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诗歌里，一方面可以体会到缭绫织作的精致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见到专业缭绫的贡绫户的生活是如何艰难。
当时作坊中的工匠究竟是什么身份，还应该进一步来研究。中唐诗人王建的《当窗织》诗有“贫家女为富家织，翁母隔墙不得力”之句，可能何明远也雇用了不少贫家女，在其作坊中织绫。
李隆基觉得对于官府工匠的待遇要很快的在盐铁会议讨论一下，因为工部库房这些物品已经远远超过户部的税赋，折钱已经相当于大唐现三年的赋税，也就说工商富国基础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