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的视察，就是发现问题，也不是苛责的时候，所以李隆基对工部进行了褒奖，并给予集体嘉奖！荣誉加身这种事是对官员政绩的一种肯定。
而且现在是开元三年六品以下官员的笙选期时候，工部的将作监用这些折成工匠的工钱，对长安城、兴庆宫、大明宫、太极宫进行扩建改建！
并修筑长安和东都之间几百里的道路，维护万里运河，修筑河北道、关中道、河东道、河南道，淮南道四十八处大型水利工程，并在陇右修筑一百二十座守捉城，而且给河套屯营提供二万多曲辕犁和万辆四轮马车。
可以说工部将作监、都水监也是功不可没的，在保证大唐水路交通和国防垦边的建设功不可没，非军功不可授勋，但是也是可以给与物质奖励的。
李隆基对辛京杲说道：“辛尚书，工部上个折子给先从京都和东都两处开始，给官营工匠统一修建住舍，“明资匠”、“巧儿”、“和雇匠”要以户为居，番户和劳役也要有单身住所，全部修筑砖瓦房，可修高层。”
“另给所有工匠，不，是所有人不分身份，每人做一身新衣，用棉布做。”又对着高力士说道：“一切用度从朕的兴庆宫度支。”
辛京杲一听，一众官员行稽首礼道：“陛下仁善，臣代所有工匠叩谢圣恩!”
李隆基大声说道：“大禹劈山通天河，乃是百万治水工匠之功，匠心独运，能工巧匠以巧夺天工之技，研磨精湛技艺，传承千年文化。以此诠释大唐文明的辉煌。”
“工匠们用巧妙的双手和独特的眼光，把普通的材料变为珍贵的艺术品，你们的才华让朕惊叹和敬仰！”
“工匠们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发掘材料的潜力，以独特的工艺和智慧，创作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
“你们是大唐的繁荣的功臣，是大唐的宝藏，朕将为大唐的能工巧匠，巧夺天工之技编缀巧匠天工技书，并为你们建设天工学院，让你们在大唐的史册留下姓名，让巧夺天工之技代代相传，让后人记住你们功绩！”
“元正到来之际，朕祝大唐所有工匠，除去旧岁不如意，步入新元新气象，年年岁岁新气象！”
李隆基对着所有工匠郑重行礼，高力士在一旁高声喊道：“圣上敕谕：京都洛阳两都官家工匠，不分身份，量身定做新服棉布一套！”
皇帝给工匠行礼，这是大唐头一遭一众工匠正懵怎样回礼，就听见高力士在一旁高声话语。
这下跪倒一大片，“圣恩浩荡，草民愿肝脑涂地报效陛下！”
“圣上恩典，草民没齿难忘！”下面各种嘈杂声音一大片，高力士稍微等了一会，和周边护卫一起高声：“肃静，不可惊扰圣人！”
当一切都安静下来时，李隆基高声道“朕在此明旨：大唐工匠是我朝之瑰宝，非圣谕不可输境外，非罪不可罚！”
李隆基在这明旨，没有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但既然是明旨，就说明此旨意他一定是要颁布的。
大唐是中国历史上工匠技艺最辉煌的时候，必须把他们保护下来，大唐的天工学院，并开始编缀巧匠天工技书，让技艺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是李隆基心里真实的想法。
李隆基要税制改革已经动了门阀士族很大利益，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门阀世家却没有任何大的动静，靖安司和隆兴商会都没有大的消息，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平静。
那就只能说明这些人现在实力不足以和他一战，或者说他们也知道大唐也需要一场变革，因为周边必竟有强敌环绕，而支持变法者又是多数，人心不在他们这边。这些老狐狸选择蛰伏起来，等候时机！既要继续变法，李隆基就在年前最后一期官报后面，登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把中国伟人这篇论文直接刊登出来，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一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译文：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一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诶呀！我不想说了。
徒木立信是商鞅让百姓信任官府的一个开始，真正落实变法是一次杀了私斗700人和流放太子。
变法需要君主的支持，但变法也会伤到一些贵族的利益，李隆基也想学黄巢一次把一些门阀世家各清理了，可惜，做到帝王的位置上才知道有些事不可行。
正如李隆基心里明白，儒学并不是全部不可用，只是儒学很容易会被所谓的妖人利用用来禁锢世人的思想，也如佛教，也是被一些痴贪嗔的人利用因果轮回和福祸相依的理论用来恐吓、威胁百姓对寺庙进行布施。
李隆基的变法图强，现在要先巩固目前的成果，以律法的形式保护现在的变革基础，为下一步进入深入的改革做好一道防火墙。商鞅变法二十年才显出成果，李隆基看着大唐现在的舆图，对于未来心里却充满忐忑，生怕自己的改革给大唐带来不好的变数。
老子在《道德经》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意思是：以无为、清静之道去治理国家，以奇巧、诡秘的办法去用兵，以不扰害人民而治理天下。我怎么知道是这种情形呢？根据就在于此：天下的禁忌越多，而老百姓就越陷于贫穷；人民的锐利武器越多，国家就越陷于混乱；人们的技巧越多，邪风怪事就越闹得厉害；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就越是不断地增加。所以有道的圣人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化育；我好静，人民就自然富足；我无欲，而人民就自然淳朴。
可以说这是一种淳朴的美好，但是还是没有解决一个主要的问题，人的欲望，在李隆基看来，人的欲望引起的邪恶，是非常可怕的。
而这种欲望介于正邪摆动之间，你不能说这种欲望完全是错的，因为欲望是一种渴求，也是一种冲动，对待此只能是疏通，如果真如朱熹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那是让世间所有的人去做圣人，这完全是不可行的。
《韩非子》的诡使篇：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虽有不急矣。今利非无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听从；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乱者，何也？夫上之所贵与其所以为治相反也。
意思是：圣人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利禄，二是威权，三是名份。利禄是用来获得民众的，威权是用来发号施令的，名份是用来协调上下关系统一行动的。除去这三种，虽然还有其他措施，却不是急需的了。现在利禄不是没有，而民众却不为君主所感化；威权不是不存在，而下边的人却不听从；官府不是没有法令，而用来治理时却名不副实。治国的三条原则不是不存在，而社会一会儿安定，一会儿混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所推崇的东西与他应该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相背离。
有曰：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高”。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而简上不求见者，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则士之饥饿乏绝者，焉得无岩居苦身以争名于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也。
设立官职的名位称号，是用来表示尊贵的；现在有人轻视名号实权，社会舆论称之为“高”。设立等级爵位，是用来作为区别贵贱的基础的；而那些轻慢君主不愿求见的，社会舆论称之为“贤”。威权利禄，是用来推行法令的，而无视利禄轻视威权的，社会舆论称之为“重”。国家法令，是用来治理社会的，而不遵守法令为私人做好事的，社会舆论称之为“忠”。设立官职爵位，是用来鼓励民众耕战的；而喜好名义不愿做官的，社会舆论称之为“烈士”。设立刑罚，是用来独揽威权的；而轻视法令不怕刑法处罚和杀头之罪的，社会舆论称之为“勇夫”。民众急于追求名声，超过追求实利；这样，一些沦落到饥饿贫困境地的士人，怎么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以便在天下争得名声呢？因此社会之所以得不到安宁，不是臣下的罪过，是君主失去了治国的原则。君主常常尊重那些造成社会祸乱的行为，而轻视那些能使社会安定的措施，所以臣下所向往的，常常与君主应该用来治国的原则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