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基础

（一）城市—区域系统的演进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城市作为区域中的核心，城市边缘区和乡村是其影响范围和腹地，交通线路是其辐射和影响的廊道，整个区域是城市的支撑平台，它们相互组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区域系统单元。这些单元通过城镇体系相互联系，组成了城市—区域系统（丁志伟、王发曾，2017）。早期的城市多为军事中心、兵家重地，受地域环境和交通方式的限制，城市与区域之间的联系较少，单核孤立的状态较多。在工业革命时代，火车的出现和普及，将各个城市连接起来，城市之间的联系也变得密切，城市与区域形成了“点—轴”拉动模式并产生了一些特色工业区。随着城市—区域系统的演进，如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交通网络发达，相互联系愈加紧密，逐渐形成“点—轴—网”的复杂网络关系。在此条件下，城市间的各要素通过内在联动机制结合在一起，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多个城市在一个区域空间内的聚合联动发展。比如郑州大都市区内郑州、开封、新乡、焦作、许昌的一体化联动发展，能够提升它们的总体发展实力，从而达到“1+1＞2”的放大效果。在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中，“一核四轴四区”的空间组织模式，不仅有利于以核心为牵引拉动整个中原城市—区域系统的“点—轴—网”组织，还有利于发挥中原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更有利于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发展格局，从而推动中原城市群产业、资源等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和自由流动，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二）中心—外围的内聚优势

中心—外围理论中的核心区除了过去指代发达国家、先进地区外，现代一般指代区域的核心城市、增长极。从区域视角看，中心一般指高度发达的城市，其拥有便利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等先天优势。外围圈层的确定也是有一定门槛的，是由发达国家、先进地区、中心城市向外渗透、辐射而形成的依附国家、地区和城市，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上都依托于中心城区给予的强有力支撑，进而在中心的带动下产生各种经济社会效应。中心—外围理论是在1958年由阿根廷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他将资本主义世界划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另一部分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外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并不能说明它们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体系，恰恰相反，它们是作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极存在的，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从理论本身以及模式映射看，若想实现城市—区域系统中“中心”与“外围”的高效整合，就必须在城市之间进行有效的城镇体系规划和产业空间引导，才能实现“中心”与“外围”的有机互动。究其原因，如果板块之间缺乏衔接，那么区域整体之间的内聚效应就会不足，中心—外围的联动就显得乏力。以郑州市为例，在内部提升方面，《郑州市2020年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提到，要加快推进城市核心板块建设，围绕“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外联”的城市发展格局，积极打造32个城市建设核心板块，坚持实施以项目带动发展战略，将郑州市行政区划按照不同的发展方向推进整合；在外部联动方面，无论是2016年国务院批复《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还是近期的《郑州大都市区空间规划（2018—2035年）》均明确指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推动郑州与开封、新乡、焦作、许昌等四市的深度融合发展，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区，带动周边联动发展。总之，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不仅要致力于内部凝聚力的提升，而且应该以自身为核心带动周边区域的联动，通过城镇体系和交通“经脉”拉动外围区的城市功能发挥，进而推动中原城市群城市—区域系统的综合发展。

（三）中心城市的“双化”效应

“双化”效应分别指城市的郊区化和郊区的城市化，两者并非相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其中，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主要是指城市由集聚式发展转变为扩散式发展，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服务业、工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形成相对中心区而言的城市离心化现象；而郊区城市化是指城市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和乡村区域的不断城市化过程，具体是指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变化的职业转换过程和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过程（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1997）。在城市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的影响下，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形成的近域系统的功能将进一步完善，从而进一步促进增长极实力的提升和活力的释放，促使城市与郊区形成的功能地区的布局变得更加合理，整个城市—区域系统之间的内聚程度也得到进一步增强。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部分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导致其变成了城中村或者棚户区，形成城市化效应的“洼地”。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当地政府加大对旧城改造和局部地区的城市更新，扭转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现象，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内部的板块组合和功能效应。与此同时，受离心力、向心力以及各种力量的影响，原本位于城市中心的部分商业、工业、人口会选择向郊区迁移，从而使城市边缘地带得到发展，产生了新一轮的城市郊区化效应。不过，这只是城市化的一个过程，当城市边缘区经历了城市新一轮的国土空间规划和城乡建设后，会进一步扩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力。因此，郑州在进行城市化“双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很多功能组织问题，也会产生一些局部“动荡”的地方，但这是郑州中心城区再次聚合和循环提升实力的过程，每一个城市都不例外。唯有如此，城市与郊区之间的联系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城乡之间的联动性才能进一步得到增强，郑州大都市区空间整合的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中原城市群城市间一体化程度也会更趋紧密。

（四）核心区的城乡高级化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各地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依然面临着诸多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影响城乡经济社会高效融合的重要因素。因此，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高屋建瓴，进一步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其目的就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促使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原城市群规划建设背景下郑州大都市区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主动承接乡村振兴战略任务，在都市区的规划和建设中充分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综合统筹都市区城乡发展空间，构建城乡一体的都市田园新格局。都市区的核心区域和外围区之间联系密切，两者互促共进才能提升整个都市区的内聚力，因此，外围区要结合核心区的拓展需求而积极寻求转型，强化与核心区的功能对接和整合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发力点和空间支撑点，确保城乡之间能够达到高效联动。基于此，郑州大都市区核心区应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与周边县市紧密结合，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和资源要素在城乡间流动，从而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此外，其他区域中心城市也要拓展自身的示范带动功能，在区域内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协同区。

当前，中原城市群核心区的城乡高级化融合发展面临着良好发展机遇，例如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国家战略的支撑，以及郑州、洛阳都市区（圈）的建设、郑汴一体化升级版的再塑等地区联动。伴随着国家战略的支持和地方联动效应的聚合，作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郑州的增长极优势必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这就为核心区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条件和良好的时代背景，也为核心区推进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提供了重大机遇。

（五）空间扩展与整合布局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建设步伐飞速加快的阶段。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和产业的用地需求，城市空间不断地向外扩张，与周边城市甚至辐射区的城市产生了不同的组合模式。郑州市地处中原地带，是全国的立体化交通枢纽中心，是河南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在国家宏观战略和区域发展政策的支持下，虽然促使了以郑州为中心的城市空间不断向城市边缘地带和跨区域联动区扩展，但也使得大量的产业资本、社会资源和人口资源不断向城市中心集聚，引发了城市中心承载力不足、职住分离、阶层分化、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整合与其周边的联动发展模式，调整河南省的整体城市空间布局，形成双核牵引、轴带联动、多功能片区联动的空间布局结构。

整合就是把一些零散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彼此衔接，从而实现信息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其主要精髓在于将零散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并最终形成有价值和有效率的一个整体。就城市群内部整合而言，其要义应该是基于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借助于现代化交通轴和创新能力特别强的产业带，促进点、轴、面的有机衔接和高效组合，从而提升地域系统整体功能效应的发挥。城乡规划、城市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就是整合布局的有效手段，能对各类用地区进行合理布局和科学规划，从而提升重点发展区、优化发展区的经济发展效率。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是涵盖土地规划、城乡规划、产业规划等于一体的规划，不仅涉及巨型的流域区、统一的省级行政区，还涉及更加精细的市县级规划和乡镇规划，更涉及城市群或大都市区为地域载体的空间规划，因此该规划对整个中原地区的城市空间规划和土地规划具有重要的整合意义，有利于土地资源效益的提升和空间布局的优化。在这种状态下，国土空间规划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合理、道路的承载更加有力、公共服务更加便民、产业组织更加优化，也使得城市之间的空间组合得到了优化，进而促使该地区的功能定位发生改变，有了更合适的功能定位。

（六）地域综合体的功能聚合

地域综合体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具有地区特色的专业化生产部门及与其直接协作配合的辅助性生产部门组成，形成具有紧密联系、分工协作、城乡联动、功能复合的经济有机整体（丁志伟、王发曾，2017）。城市群的发展或者说整合目标，就是形成内部紧密相连、城市协同、城乡高度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共同体，因此，若想促进城市群的整合发展，就要推进其内部之间产业的关联、交通的串联和地域的嵌联，进而形成功能复合、高效运转、一体化支撑的地域空间组织体。打造功能聚合的城市群就必须考虑地域综合体内部之间高度协同，考虑其内部的协作和均衡状态，因为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地域组织，反映着一定地域内经济活动的特点、生产布局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状况。在地域上通常将河南省划分为豫东、豫西、豫南、豫北、豫中几个部分，然而由于自然的阻隔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各板块之间的连通、互动性不足，所以内部的联动板块组织需要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在中原地区出现了多个跨区域的联动性组织，一是《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中提出，将发展壮大襄南城市组团，推动襄阳、南阳加快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方面一体化进程，合力打造城市圈；二是在黄河中游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带，构成晋陕豫三省边缘“黄河金三角区域”，以探索省际交界地区合作发展新路径，同时，这也是中原城市群和外围地区交汇的重点区域；三是淮海经济区的成立使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商丘市与安徽省、江苏省、山东省等地区的城市加强了互动。因此，在中原城市群的今后组织中，要依靠城市—区域系统的演进、“中心—外围”的内聚优势、中心城市的“双化”效应、核心区的城乡高级化融合和空间扩展与整合布局等，聚合地域综合体的各项功能并产生综合效益，才能使地域系统内部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运行得更加顺畅，社会管理和基层组织更加有效，也就能产生更加多元的效益和复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