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环境与浪漫躯体

患病是生命必然经历的一种状态，万事万物皆具两面性，生命亦如此，若说健康是生命之阳面，那么疾病便是其对立的阴面。当人类肆无忌惮地推动物质文明发展时，同样诱发了其阴面的显现——环境危机。十九世纪初是济慈所处的年代，这是一个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弥漫着雾霾和异味的时代。身体往往在日常意识中缺场，当环境带给身体冲突时，它便凸显。凸显了的身体，时刻影响着主体的行为，获得主体与他人的双重关注。文学艺术是主体的创作，以身体为介质，文学与环境交织着密切的关系。疾病是环境与身体产生不和谐的直接体现，群体普遍的疾病状况是一个时代环境特征的缩影，也影响文学作品审美特征的形成。

自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不仅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更是“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开端。“人类世”用于指代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地质时代。21世纪初，著名气象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生态学家尤金·斯特默(Eugene Stoermer)在《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中发表《人类世》一文，该概念从此得到广泛关注。地质学家认为人类的行为对地表形态和地质演变有着一定的影响，自人类诞生以来便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自然索取资源。西方文艺复兴进一步使人之自信觉醒，“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秀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启蒙运动更是赞美人之理性，轰轰烈烈地推动机械技术的发展。克鲁岑和斯特默认为人类世起于瓦特改良蒸汽机后的时代，即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他们在文章中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地球地质、大气和气候等方面的影响，认为人类活动对地球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过地球本身的某种地质力量。“人类世的概念迫使我们在反思人类的地质影响之时，将思考的范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延展。而生态批评正是受益于此，从作为研究主体的人到作为研究客体的环境，到研究具体内容和方法，都在这个新概念的启发和推动下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这样的语境引导着我们重新反思工业革命这一源头，人类既已在此间开始了大幅度影响地球的进程，那么作为地球的成员，此般影响必然也发生在自己的物质躯体上。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大量机器发明接踵而至并应用于工业生产，这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封建生产模式中解放出来，人们纷纷涌入了机械化产业密集的城镇和工业化地区。工厂拥挤，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对资源的超负荷使用越来越厉害。生存环境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得不到改善，这些皆是传染病孕育的摇篮。工业发展产生大量燃煤的需要，大幅度地消耗这些能源造成了空气污染，这是呼吸道疾病最明显的引发之因。《英国史：1688年至今》记载了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城市状况：“酿酒作坊、硝皮作坊、洗染作坊和其他工厂污染了邻近的河水，使本来人畜便溺气味已很浓的空气又增加了污染的气味。市区烟囱林立，吐出带硫黄味的浓浊黑烟。人们疾病丛生。”此外，英国的地理特征也使得其气候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这种环境亦更容易使人受凉、患病。人与疾病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人与环境冲突的体现。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结核病曾在欧洲流行了一个多世纪。与中世纪黑死病相对应，它在当时的欧洲被称为“白色鼠疫”，是造成死亡的主要疾病，“据统计，十九世纪初德国汉堡结核病死亡率高达700 /100000（即每100000人口中1年有 700 人因结核病死亡），英国 1799 年则每 3.8个死亡者中就有 1 人死于结核病”。然结核病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是一种古老的疾病。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骨化石和45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就已发现脊柱结核；我国最早的古医书《黄帝内经·素问》（公元前403－前211年）提到五虚五劳，记载了类似肺结核症状的疾病；西方医学先辈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0年）也曾对此做过相关描述。肺结核是一种传染病，是结核病中最常见的一种，初期没有明显症状，而随着病情的进展，病人经常食欲不振、全身疲乏，却时而亢奋。病人往往面色苍白，又时而潮红，身体清瘦，随着病情的恶化，最终油尽灯枯而亡，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苍白纤瘦、情绪敏感、持续病痛、缓慢死亡，这样的症状给病人的气质增添了几分感性而悲情的气息。

耐人寻味的是，结核病不是一种普通的传染性疾病，它被视为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浪漫病”，甚至被视为审美对象。十八世纪的欧洲，结核病患者频繁出现在贵族或艺术家当中，或许是由于他们本身体质较为柔弱，抵抗能力差，且社交频繁，甚至生活放荡，增加了罹患此类疾病的概率。1943年链霉素发明之前，肺结核一直属于不治之症。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如此描述肺结核：

结核病在十九世纪所激发出来的和癌症在当今所激发出来的那些幻想，是对一个医学假定自己能够包治百病的时代里出现的一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神秘莫测的疾病——即一种人们缺乏了解的疾病——的反应。这样一种疾病，名副其实地是神秘的。

这种“神秘莫测”使得结核病患者本身与他人共同产生关于死亡的想象和审美上的幻想，人们从它的症候中获得了美学的价值，它在当时被视为带有贵族气质的疾病，拜伦甚至直言：“我宁愿死于痨病。”身体美学研究者王晓华认为：“作品将身体—主体的意志客观化了，身体—主体在其中感受到自己感性生命不可穷竭的力量，为自己生命力的强大和丰盈而感到骄傲，欣欣然陶醉于自己的力量感，进入美学状态，这就是美最根本的起源。”换言之，身体沉醉于作品中的身体力量而产生了美感，身体是审美主体，作品因其包含身体力量而成为审美客体，而艺术家患有结核病的身体对他人而言，是充满身体力量的“作品”本身，没有什么比疾病更能刺激身体感，再加之结核病独特的症候和高发人群特征，它自然成为一种具有神秘和浪漫色彩的疾病。

一方面，艺术家患有结核病的身体是审美客体，另一方面，这样病患的身体对于艺术家本身而言亦是审美主体，那么如此这般的主体必然使得他们的作品或艺术主张凝结着独特的躯体感，包含着更加使人陶醉的身体力量。在中外文学史上，很多巨匠皆为肺结核患者，如鲁迅、郁达夫、巴金、萧红、济慈、雪莱、劳伦斯、勃朗宁、卡夫卡、加缪等，疾病加深了他们对生命和世界的极端体验，结核病赋予病人的艺术化症候更影响着他们在创作中对于疾病想象的产生和隐喻的运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作品书写中表现出极度关注自我情感的喷发，渴望生命的自由，向往景色宜人、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呼吁从自然中获得身心的慰藉，这完全符合肺结核这种疾病赋予患者在身体感觉上的追求。当时，此病的肆虐和对此疾病在审美上的推崇之风影响了浪漫主义，并与此产生互动关联。由于患有结核病的艺术之躯作为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双重合一，浪漫主义甚至通过“结核病”这一理念甚至躯体双重获得的神秘存在，来构筑审美倾向，赋予死亡以美和浪漫。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就认为：“浪漫派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通过有关结核病的幻想，同样也可以美化死亡。”结核病进一步刺激了患者对死生和时间的诗性感受细胞，它是一种热情病，一种消极病，一种浪漫病，一种灵魂病，这种疾病和济慈尤其有着不解之缘。

在英国上流人士眼中，济慈是“伦敦佬”(cockney)，即伦敦平凡的市井之徒、平头百姓。在成为诗人之前，济慈在赫蒙德诊所和盖氏医院学医，与疾病直接打交道。1810年，济慈照顾患了肺结核的母亲，并眼看着此病夺走了她的生命。1817年，三弟也患上了肺结核，济慈亦亲自照顾直至第二年弟弟去世，他自己也因此感染上这种传染病。1819年，济慈出现明显的肺结核症状。次年，济慈多次咯血，赴意大利疗养。1821年，济慈在罗马因肺结核病逝。关于济慈的患病时间，学界通常认为他是在照顾三弟的日子里感染结核菌的，即1817年或1818年。考察其书信可见，济慈在1817年10月28日至30日写给贝莱的信中提到“我身体还没好到能抵御可能袭来的夜雨”，这不是一般22岁的健康青年该有的身体状况，因此极有可能是肺结核初期畏寒的症状，可能是其肺病症状的最早记载。此外，1817年济慈在《“英国多快乐！我感到由衷满意”》这首诗歌中写道，“但有时我仍恹恹地想去寻觅/意大利天空，内心叹息着渴望”。意大利在当时的欧洲被视为疗养肺病之地，“恹恹”则表现了诗人时有处于衰弱无力的状态，疲劳和不适感恰巧是肺结核病人最初出现的典型症状。因此本书姑且认为1817年10月济慈已患有肺结核病，下文所选诗歌与诗论主要集中于1818年及之后即济慈身患肺病期间。尽管济慈的人生可谓“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而他的诗歌价值却逐渐在历史中闪闪发光。以今日的诗学批评来审视，其诗包含着某种生态敏感，浸透着对生命和死亡深邃的体悟，充满了迷醉、恐惧而又唯美的气息，呈现出一种病态之美。综观济慈诗作，他的绝大多数名篇如《冷酷的妖女》《赛吉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等都创作于1819年，也即他患肺结核之后所作。

疾病是生命机体与环境所产生的矛盾在身体上的直接显现。从诗学和美学上来看，疾病可以生成一种身体美学，使病态之躯浪漫化，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大肆流行的肺结核即如此。它通过引发审美主体的身体感，而催生出审美对象的病态美，同时，患病之躯是创作的主体，那么疾病又影响了诗人或艺术家的创作。肺结核能够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并非仅仅只是诗人或艺术家将其在作品中反复隐喻化而产生的结果，而是因为其作品本身就包含了疾病化的特征，换言之，即环境和肺结核实实在在影响了作品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