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赵小岳记事起，这已是第四次搬家了。
今年上半年，父亲赵群英由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机关平调到南郊的坦克师任团长。在上任简单熟悉工作后，将家由装甲兵家属大院搬到秦淮河边的吴钩里。这是坦克师在城区唯一的家属区。
今天是星期天，赵群英利用放假把搬家的事办了。
当解放CA10B卡车将赵小岳全家拉到吴钩里时，已是中午时分。说是大卡车搬家，实际上全部家当只有小半车，主要是衣被、炊具、书籍等，家具的数量几乎等于零。公家会给每名干部家庭配备一定数量的常用家具，产权属公家，桌椅床柜的腿上都印上“公用营具”字样和编号。
吴钩里位于这座号称“六朝古都，十朝城会”的古城的南片，院外是一条丈把宽、二十多米长的窄巷。巷子两边都是“文革”中下放农村、“文革”后期又蜂拥返城的市民自行搭制的简易棚户，高低错落，参差不齐。棚户的门口朝阳晒着红漆马桶，煤球炉与马桶并肩而立，几个家庭主妇正在烧菜做饭。窄巷的尽头就是吴钩里，由两块大钢板焊制的大门，平时不开，只有在汽车进出时才打开，似乎将院内院外严实地隔绝开来。大门的旁边是一扇一人高的小铁门，白天供人员进出，晚上从里面闩上。门柱上方是圆拱形的铁架，上面钉缀着三块脸盆大小的白底圆铁皮，上写“向阳院”三个红字，由于风雨侵蚀，字迹已经脱落，显得很陈旧。
汽车喇叭叫了两声，大门打开。开门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窄脸，尖下巴，长发披向一边，散乱在额头上的几绺头发，使两只小小的眯缝眼若隐若现。因为个子瘦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空荡荡的，极不合身。他顽皮地向汽车招招手，示意开进来。赵小岳坐在车厢上，看着这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涌上心头，他也向小男孩招招手，算是向第一位新邻居打个招呼，可小男孩已一溜烟地向院子里跑去。
卡车停在院子中央一棵华盖高张、郁郁葱葱的大雪松下。老住户都涌到院子里，围着汽车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孩子们好奇而兴奋地望着车厢上的赵小岳和妹妹靳小兰。赵群英从驾驶室跳下，大声地与大家打着招呼。妻子田一曼随后跨出驾驶室，赵群英拉着她与新邻居们一一见面介绍。驾驶员打开车厢后挡板，大家七手八脚地帮着卸东西，又不顾赵群英夫妻的阻拦，热情地将东西搬进新居。
吴钩里占地不大，是一个呈长方形的院落。大门朝南，进门左手是一幢座西朝东、中西合璧式的二层别墅洋楼。墙体年久失修，已失去本身的颜色，露出少许风化破损的红砖。墙上依稀可见黄色油漆涂写的标语，以楼梯门洞为中点，一边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另一边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右手是一排红砖黑瓦的平房，院子北侧是一大片空地，家属们早已一家一块开成菜地，种上各种蔬菜。再往北，院墙外面，便是沉淀着古老文化底蕴的内秦淮河。菜地的中央，有一个青石雕成的井栏，上面用隶书写着“吴钩井”三个大字，吴钩里的地名即由古井而来。据说这里原先是一位国民党师长的私人住宅，解放军渡江前夕，这位师长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岛，这处房产便被军队接收并一直做家属区使用。后来进城的家属多了，六十年代便在东面盖了一排平房。这里居住着坦克师机关和所属团队的部分随军干部家属，连赵群英一家共十户。
赵家的新居在洋楼的二层。楼上共住了三户人家。最北头是二团团长刘俊皆家，四间房。往南是赵家，共三间。一间大房子当客厅兼饭厅，西窗下支着一张单人床，赵小岳住；另一间赵群英夫妇住，西北角还有一个小间，估计过去是别墅主人的储藏室，给靳小兰住。赵家再往南，是楼梯，楼梯南边住着师副参谋长马穷达家，也是三间。饭厅兼客厅那一间支了一张小床，给二儿子马社教住，马家夫妇住一间，另一间稍大一些的住着大女儿马木兰、小女儿马淑红，还有六十多岁的姥姥祖芝香。马家的隔壁是三户合用的公用厨房。
家当都搬进了房，赵家开始一件件的整理。田一曼解开一个包袱袋，先给儿子铺上棉垫和床单。棉垫已经用了十六个年头，由两床军用棉垫合并而成，这还是五八年五一节，赵群英和田一曼结婚时，现在的师长邢长征夫妇送的礼物。两张床垫往大床上一拼，加上赵群英抗美援朝时发的黄军被和羊皮大衣，就是结婚时的全部家当。多少年来，田一曼一直精细地缝洗，并将两床棉花胎送到棉花店重新弹过，缝成一个厚厚实实的单人床垫。
赵群英在自己屋子里收拾书籍和物件，他打开一个樟木箱，从里面拿出一个用红绸布包裹着的一尺见方的木制相框，相框中镶嵌着一大张微微发黄的照片。这是五〇年一月在北京，赵群英参加全军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时，在会议间隙，第三野战军的战斗英雄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还有陈毅司令员一起照的合影。也就在那次大会后，他把自己的名字由赵彪改为赵群英。多年来，他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带着它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冲杀在抗美援朝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带着它回国，上坦克技术学校深造，又带着它辗转五、六个单位。每次搬迁，总是第一个将她取下，用红绸包好，小心翼翼地放在背包或箱子内。到了新居，又总是第一个将它拿出来，仔细端详，轻轻擦拭，尽管上面一尘不染；总是选一个显著的位置将它挂起来。这不是炫耀，而是一种光荣的向往，一种动力的源泉，同时也是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
“小岳，去开门。”田一曼一面收拾东西，一边说。
赵小岳快步跑到门口，拉开门。一个中等身材、三十多岁的妇女站在门外。她清瘦的面庞，大大的丹凤眼里极不相称地流露出几许忧郁，手里端着一只钢精锅，笑着说：“哟，还在整理东西呀。”
田一曼赶紧站起身，迎上去打招呼，赵家兄妹齐声喊道“阿姨好。”
“哟，孩子真有礼貌呀，”中年妇女走进屋，自我介绍道：“我是隔壁马副参谋长的爱人，姓刘，叫刘英，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你们刚搬来，锅灶还没展开，我送点水饺过来，你们就当是中饭吧。”
田一曼连声道谢，忙说上车之前，全家已经吃了早中饭。
刘英将钢精锅放在饭桌上，田一曼搬过一张木椅请她坐。刘英坐下，望着孩子，又是一个劲夸奖。赵群英闻声从里屋出来。
“这是赵团长吧，我听咱家老马常说起过你，夸你为人耿直，能说会道，工作能力强。”
赵群英笑着连连摆手：“哪里哪里，老马太客气了。老马在家吧？”
“在家，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知道看书写文章，练大字。”
“是呀，老马是科班出身，懂技术、有文化呀。”
“什么文化呀、技术呀，又顶什么用呢？”刘英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神色，随即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刘英的丈夫叫马穷达，一九四三年怀着抗击外侮、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高中没毕业就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后又考上战车学校。两年后毕业，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分配到东北“剿总”下属的陆军六十军直属战车团任少尉技术官（技师）。辽沈战役时，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阵前起义，战车团跟随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直属战车团，马穷达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文化底子厚实，装甲兵技术精通，曾参加过四九年开国大典战车检阅车队的技术维修保障工作。“文革”前在装甲兵学院任教员，埋头教学，勤勤恳恳，与世无争。“文革”中受到学院造反派的冲击，被扣上“蒋匪军残余”“反动技术权威”的大帽子，游街批斗，六九年差一点被复员回河北老家。北京装甲兵司令部的一位领导知道他的技术和为人，为了给装甲兵保留一点人才种子，设法将他调离学院，分配到古城南郊的坦克师，担任副参谋长。眼下，师里共有六位副参谋长，老马主要负责技术维修保障。装甲车有毛病找到他，其它事情与他无关。尽管入党申请书写了十多份，但一直属于考察对象，实际上是被挂起来了。难怪刘英一提起丈夫就愤愤不平呢。
刘英拉了一会儿话，回家去了。赵家又各自忙碌着整理东西。赵群英回到屋里坐在小马扎上，又从樟木箱里拿出一个书本大小的木制镜框，上面同样镶嵌着一张老照片。赵群英与一个眉清目秀、英姿勃发的战士，在一辆插着树枝作伪装的坦克车前并肩而立，身后背景是朝鲜的崇山峻岭。这张照片在他心中的分量，仅次于刚才那张大幅合影。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望着周边已经泛黄的相片，赵群英陷入了深深地回忆之中。
第二天一大早，赵群英和同院的干部们一道，乘坐师里的交通车去南郊军营上班。交通车是美制中吉普改装的，拆掉原来的帆布蓬，装上铁皮外壳，后面开门上人，全车涂上军绿色，就成了类似现今常见的面包车。干部一去就是一周，留营住宿，礼拜六下午五点左右，中吉普再将他们拉回城里过周末。
吃过早饭，田一曼拿上黄色硬皮的户口本，带着赵小岳、靳小兰到学校去转学。小兰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就在弄堂外马路的斜对面，好找，昨天热心的刘英已多次描述过。马社教、马淑红，还有刘家的二女儿刘成凤、小儿子刘成虎都在这个小学读书。在小学办完手续，小兰就径直到课堂上课去了。
田一曼和儿子沿着大马路再向前走几百米，穿过大石坝街和乌衣巷，在夫子庙大广场向西拐，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巷子顶端，就是全球红中学。它原名叫六朝中学，是一九0二年清政府搞洋务运动大办新式学堂时成立的，已有七十三年的历史，在古城算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学校。前几年，“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烧得正旺，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旗帜下，社会上刮起一股来势凶猛的改名风。小孩的名字改成“卫东”“捍彪”“文革”等，一些大人也将原本“封资修”意味较浓的名字，改为颇具时代特色的政治前卫常用词，生怕被组织和领导从姓名上造成不良的第一印象。市属各区也改名，玄武区改为要武区，白下区改为朝阳区，吴钩里所在的秦淮区也改成了红卫区。在这一风潮影响下，作为与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主要阵地的各类学校，自然是首当其冲：“井冈山”“延安”“瑞金”“韶山”，以这些闪耀着炫目政治光芒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如流星划过夜空。这所清末创办的以封建社会六朝命名的老学校，也改名为全球红中学。
学校很大，各种建筑古色古香，显现着浓郁的传统风格。改个校名容易，但建筑风格却不是容易改变的。田一曼和赵小岳进了校门，顺着古典式的长廊走进办公楼。经过“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的战斗洗礼，学校的领导机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高领导班子是由工人师傅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问过“政工组”之类的办公室后，他们在楼下尽头找到了负责教务工作的办公室。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教师。她接过户口本，翻看起来。户口本上户主是田一曼，下面两个孩子，其中一个男孩子姓赵，一个女孩子姓靳，没有男主人的名字。她抬起头，推推架在鼻梁上的高度近视镜，狐疑地望着站在桌前的母子俩，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恍然大悟地自言自语道：“唉，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真不容易呀。”
田一曼听出话外之音，知道老师误会了，把她当成离婚或单身女人，连忙解释道：“他爸爸是军人，户口本上没名字。”
女教师抬起头，打量着赵小岳上下一身绿色军装和挎在肩头的军用书包，一下子转过弯来。她赶紧站起身，十分热情地说：“噢，是军人子女，欢迎，欢迎。我们一定用实际行动支持解放军保卫祖国。你们请坐，我马上叫班主任老师过来。”
部队作为国家特殊的武装集团，多年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人民爱戴子弟兵，尤其这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崇敬拥戴解放军。“文革”之初，毛主席发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各界群众闻风而动，爱军拥军的氛围愈加浓厚。在大街商店前，随处可见的因物资匮乏而出现的购物排队长龙中，如果来了一位军人排在队尾，那队伍前面几乎所有的群众都会自觉转过身，大声吆喝着让军人不要排队，到队前先买。军人总是谦虚地摇摇手，示意应该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和大家一视同仁。这时，队伍里会走出几位热心人，像拉自家亲戚回家吃饭一样，拉着推着搡着将军人拱到队前，售货员也会停下手中的活计，热情地招呼着，混合到这出街头拥军小话剧中，好像军人不买完东西，这生意就不能再做下去了。在这样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感召下，也许是应了古人说的“爱屋及乌”，人们对军人的家属、子女们也倾注了相当份额的热情和尊重。
不一会儿，女教师带来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师，脸色黑红，一望便知经过农村生产劳动的锻炼，齐耳短发，操着一口浓重的外地口音，说话快而干脆。
“这是初二（5）班的班主任秦老师，她也是军人家属，去年随军刚调过来。”
秦老师透着抑制不住的欢喜，打量着身材魁梧一身军人装束的赵小岳，对田一曼说：“你的儿子好神气呀，一定和他爸爸长得一样。”没等田一曼礼貌地客气一番，她向田一曼招招手：“你回去吧，我马上带他去班里。”说完，自个先跨出了房门。
初中教室在办公楼后面的一幢三层楼里。学生正在上课，在简单向全班同学介绍了新同学的姓名之后，秦老师将赵小岳座位好，接着上语文课。
坐在陌生的环境中，赵小岳的思想始终集中不到课本上，他需要一个熟悉新环境的时间。教室屋顶很高，是那种早年建筑风格。黑板上方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两旁各贴着四个大红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按毛主席手迹放大剪成的；左右两面墙壁的空处，贴着“横扫牛鬼蛇神”等政治宣传画；教室后面的墙壁上，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大批判专栏，报头是一幅漫画，一群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挥舞红宝书，两个矮小的人物在小将面前瑟瑟发抖，一个是秃头的林彪，一个是披着长发的孔夫子；一篇篇抄写工整的批判稿，整整齐齐地钉在墙上，整个教室像一个弥漫着火药味的政治斗争会场。“文革”虽然已进入第九个年头，人们失去了“文革”初期的狂热和躁动，已显出些许的疲惫、厌倦和疑虑，但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政治导向，却顽强地保持着浓重的阶级斗争氛围。
赵小岳的同桌是一位女同学。椭圆形的脸盘，呈蜡黄色，营养不良的典型症状；大大的眼睛，像是早晨未洗脸，或只是匆匆胡乱抹了一把，眼角还留着眼屎；鼻子不高，上面点缀着几粒醒目的黑色雀斑；脑后扎着两个小辫，前额的头发有点乱，还沾着草屑。一件蓝色的上衣，洗得发白，袖口已洗出了毛刺，肘部、袖口和领口打着补丁，补丁布的颜色不一，红红绿绿；身上有异味，夹杂葱味饼的油气，一看就知道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小市民孩子。
她殷勤地朝赵小岳笑笑，将支撑在桌面的胳膊主动向“三八线”自己一侧后撤，以留出较大空间让给新同桌。开口说话，露出一口黄牙，浓重的老城南地方口音，拖音长，吐字直白，显得几分土气。说实话，同桌给赵小岳的第一印象不佳。他想起自己在装甲兵子弟学校时的同桌，也是一位女同学，白净，整洁，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轻柔悦耳，听她说话简直是一种享受。
女同桌几次想和他说话，都被他有意无意地扭头避开。快下课时，他才知道，女同桌姓吉，叫吉亚月。
放学时，一男一女两个也穿着黄军装，挎着黄书包的同学，主动走过来和他打招呼。经过互相介绍，赵小岳知道他们是自己邻居，同住吴钩里，还在一层楼上。男的叫刘成龙，就是昨天开大门的那位；女的叫马木兰，是送饺子的刘阿姨家的老大。
快到吴钩里的巷子时，赵小岳发现吉亚月一直跟在他们后面。她仿佛很想与他们结伴同行，又似乎生怕他们不搭理她，便跟在后面若即若离。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军队干部子女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特殊的小群体，他们一般都穿着父亲或母亲的旧军装；挎着军用黄挎包，有的盖口上还用绒线绣着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五个仿手迹红字；不论男孩女孩，都喜欢穿灯芯绒布面塑料底的布鞋，俗称“懒汉鞋”；冬天时，男孩戴着一顶令同龄人羡慕不已的军帽，后来社会上“小纰漏”抢军帽成风，渐渐大家也就不戴了。从小生活在军队大院，耳濡目染，孩子们人人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尽管他们的父母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因为发音纯正而过于柔软，被市民子女讽之为“奶油夹心普通话”。当然，普通话的口音也受地域影响，久居某一地，话音中多多少少要串上一点地方风味。
三个人跨进吴钩里大门时，赵小岳回头望了一眼，发现吉亚月走进了简易矮屋，这更证实了他对同桌家庭出身的猜想，原来她家是“下放户”。
后来，刘成龙告诉赵小岳，吉亚月的外公是国民党军官，听说还是一位少将，四九年跑到台湾去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六九年全家下放到农村，去年刚回城。她爸爸在农村时，一次为了疏通水渠被淹死了；她妈妈没工作，主要靠帮附近几条街的居民涮马桶维持生计。还有一个弟弟叫吉亚星，因为整天鼻涕挂在嘴上，外号叫“拖鼻龙”。刘成龙兄弟和马社教只要见到他，就喜欢把他按在地上，在他头上“敲毛栗子”。
赵小岳的成绩很快在班上名列前茅，各门功课尤其是语言表达和文字组织能力，一下子让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学校的教学活动在经历了“文革”前期罢课造反、停课大串联、复课闹革命、大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狂热之后，已趋于平静。特别是中央号召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实际上是力图结束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但教育战线始终就是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和敏感地带。
七三年北京出现了一个小学生“反潮流”的日记，狠批“师道尊严”，各新闻媒体大肆宣传。一时间：“争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战士，成为中、小学生努力追求的目标，并作为各类鉴定评语、发言稿中必备的八股式语言而盛极一时。
紧接着，中央舆论工具又隆重推出了辽宁省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主要事迹是他参加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考试时，因胸无点墨，面对试卷实在是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眼瞅着上大学的理想即将变为一串串五彩缤纷又转瞬破灭的肥皂泡，便在考卷背后奋笔疾书，对教育制度和招生方法发一通牢骚。“白卷英雄”的横空出世，不啻在中国校园投下一颗原子弹，一时间“读书无用论”如同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和光辐射，迅速四下蔓延推开。“不学ABC，照样开机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新式童谣，在校园内像流行感冒似地传播。任老师们怎样苦口婆心，力挽危局，但一种意念一旦被党的喉舌舆论引导，便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认同感，这也算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
赵群英夫妇对孩子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他常常向两个孩子讲述自己解放前因为家中贫困上不起学，大冬天背着竹筐在村里捡粪，冒着大雪站在私塾的窗外听学生背诵课文的情景。当兵前，赵群英一个大字不识。在八路军部队里，利用打仗的休整间隙，抽空学点文化，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解放后进入和平时期，毛主席号召军队开展学文化运动，他上了军队的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算是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但在工作中，仍时常感到文化低带来的巨大压力。
赵群英说：“五六十年代，一个高小毕业生在团队里就是香饽饽，是团首长钟爱的人才；如果是初中生，那在大家眼中就是顶尖级的大知识分子。当然现在随着全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这个标准早已打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争取上大学，我们老赵家可是祖祖辈辈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你们兄妹俩人要开展竞赛。”赵群英像在队列前做战前动员那样，有力地挥动着手臂。
说实话，对赵小岳，他要求更严格，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一来是长子，按照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将来要顶门立户，没有文化不行；二来也要为妹妹做出样子。赵小岳从小学一年级起，各门功课都很优秀，成为老师喜爱、家长放心的好学生，也为妹妹树立了刻苦学习、自觉上进的榜样。
对赵小岳的语文学习，赵群英格外重视。他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切身体会，告诫儿子一定要学好语言文字，这是今后立身做人、工作学习的基本工具。搬到吴钩里的第二个星期天，赵群英将自己过去在速成中学用过的语文课本送给儿子。这是一九五三年印刷出版的，浅蓝色的马粪纸封面上，印着“语文”及解放军华东军区某某速成中学的字样，封面左下角是赵群英的名字，一笔一划十分认真。内页是质地粗糙的白纸，二十多年过去了，已全部变成黄色，陈旧不堪。每篇课文都留有红、蓝铅笔的圈圈点点，重要段落下的横线，看得出是用尺子比划着划出来的，极其工整。几乎每页的天头和地脚都用黑钢笔写着段落大意，或中心思想，也有本课作业的记载。
赵群英手捧着课本，一边翻一边对儿子说：“在学好现有课程基础上，可以学学上面的文章。都是好文章，写得很好。”他翻到一页停下，指着文章标题念道：《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念完将课本递给儿子。“这篇不但文章写得好，条理清楚，任弼时书记的事迹更叫人感动。”赵小岳发现在标题的上方，赵群英写下了一段读后感：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像任书记那样生活，工作，学习，斗争。
“任弼时同志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他生平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人。你们今后做人做事也要向他学习。可惜任书记走得太早了，社会上像任书记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赵群英不无惋惜地感叹道。送书和父亲简短的谈话，在赵小岳心中扎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已是秦老师第三次在班上宣读赵小岳的作文了。秦老师惊喜地发现，他的文章成熟、老道，说理透彻，叙事感人，语句流畅。文如其人，这与他沉稳而诚恳的为人，乐观而豁达的性格，以及认真而自觉的学习态度极其相像。或许是军人家属的缘故，秦老师对军人的孩子有一种天然的偏爱，就像对自己的一双儿女一样。
班上原有的两个军人子女，刘成龙机灵聪明，但有些浮躁，还有几分狡黠，善于做点投机取巧的事；马木兰文静瘦弱，学习用功，但总有几分天然的孤傲和娇气。尽管这样，秦老师还是对他俩偏爱有加。
现在又来了赵小岳，虽然刚来短短两个月，但从他身上，看到了军人家庭教育培养下生成的诸多优良品质，在一个人身上的有机组合，就像一棵名贵的树木，枝有枝的刚劲，叶有叶的飘逸，花有花的风姿，天然合一，完美无缺。
今天宣读的这篇作文是《任弼时同志二三事》的读后感，文笔流畅，议论得当，真情充盈。看了第一遍就非常喜欢，介绍给年级里的其他老师看，大家都赞不绝口。今天语文课一开始，秦老师急不可耐地向全班同学推荐宣讲。
“……任弼时同志的二三事，看似微不足道，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可以见……”秦老师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边踱步边深情地读着……
赵小岳注意到，全班同学都凝神静气地注视着秦老师的脸，听得很仔细。刘成龙和马木兰的神情中透出几分自豪，仿佛作文是他们写的；只有同桌的注意力，好像超出了听作文的范畴。她不住地晃动身体，支在桌面上的胳膊肘不由自主地向他这边推进，还大角度地侧过脸，盯着他的脸颊，似乎要跟他说些什么。
赵小岳注意到，自从自己来到这个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都喜欢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搭讪，尤其是吉亚月，利用同桌的便利，一有空就找他说话。一会儿问“你爸爸是多大的官呀？”“你爸爸拿多少钱呀？”一会儿问“你们家有没有勤务兵呀？”“你爸爸有没有小轿车呀？”
有时上学或放学的路上，也有意无意跟着他，想与他同行，但每次都有刘成龙和马木兰一起走。跟近了，刘成龙会骂她一句“下放户”，将她哄开，使她始终没有同行的机会。对吉亚月，赵小岳从心里有些烦厌，尽管脸上没有表现出来，主要是想给同桌留点面子。这种厌恶不是嫌贫爱富那种，他是很乐于助人的，包括那些家境贫困的人，这是一种对低俗不堪的小市民俗气的厌恶。
今天随着秦老师动情地朗读，吉亚月的眼中更加流露出一种异样的神情。突然，她的胳膊肘快速越过三八线，轻轻碰了赵小岳一下，他本能地向外边让了让。待吉亚月的胳膊肘回到自己地界，赵小岳发现，一张两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留在了三八线自己一侧。
他意识到，这就是男女同学之间常常上演的“纸条传情。”他有意转过脸，假装没看见，就这样，他还是感到自己脸上一阵发烧，仿佛全班同学和秦老师的目光都射向他俩。他害怕与同桌之间爆出什么恋情之类的绯闻，这将会使自己在班上抬不起头，如果让父母知道了，也一定会召开家庭会批评他的。此时，他多么希望她会自感无聊而悄悄地撤回纸条。但她没有动，在一旁静观动静。小纸条像一枚随时会引爆的高效炸弹，一旦爆炸，将把整个教室甚至教学楼炸得粉碎。
作文读完了，秦老师回到讲台前，对文章作小结式的点评。赵小岳感觉到后排的同学好像察觉到了情况，坐在他身后的陈向东还探起身，伸长脖子向自己桌面上张望。很快，周围的同学从陈向东略显夸张的动作上领悟了什么，也好奇地向他这边看。为了迅速摆脱尴尬局面，制止住逐渐扩大范围的好奇目光，赵小岳果断地抬起右胳膊肘，将纸条压住，又迅速使双肘恢复常态，整个过程仅仅一秒钟。陈向东没看清纸条上的字，摇摇头，惋惜而狐疑地缩回脑袋。
吉亚月投来会心的一瞥，大功告成似地长舒了一口气。
放学了，同学们忙着收拾书包。吉亚月三两下收拾完书本，背起书包离座而去。赵小岳将肘下的纸条转移到手里。
和往常一样，赵小岳和刘成龙、马木兰并排往家走，吉亚月远远地走在前面，不时回头张望。过去吉亚月总是若即若离地跟在他们后面，今天却很反常。赵小岳心里清楚，这是在炫耀，也在观察，她是希望自己也会投出会心的一笑。
赵小岳神情凝重，默默无语。他边走边思考着如何将纸条退还给吉亚月，让她断了非分之想。刘成龙看出他有心思，问道：“你怎么不高兴呀？今天老师又读了你的作文，你又为我们吴钩里争了面子，应该高兴才对呀。”他讨好地碰碰赵小岳的胳膊：“唉，你以后可要多教教我呀。我最怕写作文了，一写作文头就大。我妈妈说我智力还没开发出来，开窍晚。怎么你的智力这么发达，是不是你的脑容量特别大？可你的头并不大呀！”
“去去去，别在这里借机自我吹嘘了。什么没开窍？我看你开窍得过头了。”马木兰冷嘲热讽道。
住在一层楼上，刘马两家的矛盾由来已久。两家的母亲互相瞧不起、看不惯，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刘母是无理也要争三分，马母也是针尖对麦芒，寸步不让。赵家搬来后，田一曼经常扮演劝架、仲裁的角色。大人间的紧张关系，多多少少影响着两家的孩子。
“是不是不舒服？病了？”马木兰轻声柔气地问。
“人家好好的，干吗说人家病了，拍马屁都不会。”刘成龙立即反唇相讥。
“好了，好了，我说你们不能省两句嘛。”赵小岳更加心烦。
快到吴钩里的大门了，赵小岳看见吉亚月站在自家门口，神气地望着他从身边走过，仿佛是至高无上的统帅检阅自己的士兵，又好像神勇的斗士欣赏着自己轻而易举擒获的战俘。
赵小岳意识到，攥在手心里的纸条无论如何不能带回家。他用拇指将纸条使劲捣成团，在院门有意谦让了一下，让他俩先进去。在跨进院门前的一刹那，将纸团悄悄从身后抛掉，然后昂首跨进院门。
下午上课后，校工宣队要求每个班选一名文字能力比较强、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学生，到区里参加中小学生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判会，时间二天。秦老师风风火火来到班级门前，和正在上数学课的邢老师打了个招呼，叫出赵小岳。秦老师认为，这个活动让赵小岳去最合适，他的文字功底可以使大字报批判稿在众多学校、班级中脱颖而出，为本班、本校争取荣誉。
秦老师在走廊上神情严肃地向他一、二、三地做交代。同学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好奇地向门口张望，交头接耳，课堂秩序大乱。邢老师不得不停下讲课，用三角尺重重地拍打讲台，大声呵斥道：“有什么好望的，赵小岳代表全班去区里参加批判会。你们作为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下面谁再东张西望、坐立不安，我马上把他拎起来，让他站着听课。”
邢老师是“文革”前学校的教学尖子，四十多岁，性格耿直，心直口快，属于有什么说什么、心里藏不住话的那种人，同学们都怕她几分。
课堂很快安静下来。
交代完后，赵小岳在秦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工宣队办公室，这里已聚集了二十多个从各班挑选出的学生。工宣队魏队长点了一下人数，又检查了大家“红卫兵”袖章佩戴情况，指定赵小岳举着“红卫兵团”的大红旗。在简短地做了战前动员后，率领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校门。
大批判的会场，设在反修中学。为了给大批判让路，全校放假两天。来自全区的中小学生代表足有三四百人，挤在由孔庙改建的大礼堂里。赵小岳在乱哄哄进场的人群里无意中发现了小兰，就隔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叫妹妹的名字。小兰听到喊声，从队伍中溜出来，跑到哥哥身边，兴奋地问道：“哥哥，你也来了？”
“是呀，你不是也来了嘛。”
小兰因极度兴奋涨红了脸，额头沁出一层汗珠。她告诉哥哥，他们小学共来了十七个学生代表。能被老师选中参加这种大型政治活动，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看来妹妹在班上表现不错，否则转学才短短两个月，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的。赵小岳心里想着，为妹妹的进步暗自高兴。
大会就要开始了，妹妹回到自己的方阵中。会议第一项议程是区革委会主任做动员讲话，他阐述了发动中小学生参加批林批孔、评《水浒》活动的重大意义，并对两天的会议做了安排，提出了要求。紧接着，三位青年教师上台念批判稿。赵小岳听出，三位老师的发言明显带有示范引路意味。其实三篇发言内容大同小异，开头结尾基本雷同，用词模式固定，篇幅冗长乏味。这年头什么文章最好写？当然是批判稿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举国上下万众一词。不论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写出的批判稿，都是一个路子，一个调子，仿佛是前几年修建防空洞时，从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砖坯。
等三位青年老师慷慨激昂地念完稿，已是掌灯时分。赵小岳早已饥肠辘辘，中午因为纸条缘故，胃口不好，饭没吃饱。随着会议主持人一声散会，三四百人像得了大赦令，乱哄哄从两边的安全门向外涌。
踏着路灯昏黄的光亮，赵小岳和妹妹往家走。
“哥哥，孔老二是什么人？”
“我也不清楚。”说实话，他自己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只听说过“五四运动”时，青年学生曾喊过“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另外，听爸爸说，老家山东有个曲阜，曲阜城里有个孔府。四八年爸爸打仗时曾在曲阜驻扎过一段时间，还在孔府门前照过相。
赵小岳在爸爸的影集中曾看到过这张照片：孔府巍峨高大的门第，粗壮雕龙的石柱，爸爸挎着盒子枪，打着绑腿，左手背在身后，十分英武。听爸爸多次提起，就是这张照片，还在家里闹过一场风波。
那时山东境内已大部解放，爸爸将照片寄回家，爷爷奶奶还有大伯二伯看后，都一致认定他左臂已被打掉，否则照片上为什么看不见左胳膊？可请人代写的信上说一切都好。疑团越来越大，爷爷奶奶心疼不已，经过一夜紧急磋商，决定派大伯立即赶往曲阜，探个究竟。
老家距曲阜有二百多华里的路程，大伯星夜兼程，跑了三天终于赶到。几经打听，终于在孔府院墙外的宿营地找到了赵群英。大伯二话没说，上前就抓弟弟的左手，捧在眼前，使劲地看，又用力抓住手臂，左右甩动。本来，赵群英对兄长突然造访就莫名其妙，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见兄长又看手掌又摇胳膊，更是一头雾水。待大伯真真切切地看到左手臂完好无损，才长吁一口气，向弟弟说明了来意。赵群英听后哈哈大笑，说：“回去告诉爹娘，有咱们的老乡圣人孔夫子保佑，我可是刀枪不入呀，让他们尽管放心吧。”
保佑爸爸的孔夫子，这要算赵小岳对孔夫子的第一个感性认识。
他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妹妹听。小兰越听越感到疑惑，怎么能保佑人平安无事的孔夫子，和那个杀少正卯的孔老二不像是一个人呀？
第二天早饭后，兄妹俩按照会议要求，带上墨汁和毛笔自行来到反修中学。
今天的任务是每人写一篇批判稿，然后用毛笔抄在统一下发的大白纸上。按革委会主任的话，是要在反修中学礼堂内外，营造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与会者将在这一片白纸黑字的海洋中，口诛笔伐、深揭猛批林彪及其祖师爷孔老二。明天上午，有记者来照相，采访，登报宣扬。
一天里，整个礼堂成了学生们舞文弄墨的战场。学生们两人一堆、三人一组，伏在桌子上挥毫奋战。工宣队师傅们时而在这一桌指指点点，时而在那一桌比比划划，同学们受到指点，都点头称是，仿佛茅塞顿开。其实，师傅们的文化水平还不如初中生，有的是大字不识一箩的文盲。但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是领导阶级，是天然的导师式人物，谁敢不虔诚地俯首帖耳。
赵小岳仗着文字功底厚实，也亏了平时关心政治，又认真听了青年教师的引路发言，很快，一篇五百多字的批判稿便写好了。他把大白纸平放在桌面上，不停地对折又对折。为了确保抄写时行距整齐，他要把大白纸折出一行行折印。刚折好，小兰溜过来，轻声对他说：“哥哥，这批判稿怎么写呀？”赵小岳望着妹妹求救的目光，爽快地说：“把哥哥的这篇给你吧，你自己往上抄就行了。”妹妹感激地笑了，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
赵小岳见她没有走的意思，问道：“还有什么事吗？你要是抄不下来，待会我帮你抄。”
“不是，”小兰连忙摇头，然后探过脑袋，凑近他的耳朵，说：“我们学校来的都不会写，他们叫我向你求援。”
这下可把他难住了，多写一份两份可以，再写十几份就难了，自己又不是批判稿流水制作机器。
“你们可以请带队老师帮忙呀。”
小兰又将嘴凑近哥哥的耳朵，压低嗓音说：“我们学校来的两个老师刚才转了一圈，就不见了，可能逛街去了。”
看着妹妹稚气未脱的脸庞，赵小岳心里有点发凉。望一眼满礼堂都是涉世未深的孩子，过早地卷入充满火药味的大批判中，放着文化不学，糊里糊涂、一知半解地聚在一起鹦鹉学舌，照葫芦画瓢，这是不是太残酷了？
批判林彪还可以，他分裂党中央，妄图谋害毛主席，他想叫我们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应该将他批深批臭。
可批孔夫子就让人搞不懂了，两人相差二千五百多年，一个姓孔，一个姓林，一个家住山东，一个家住湖北，将他们两人捆绑在一起批判，还有人人都在批判稿上写一句“林彪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找孔老二报到”，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玄乎。
赵小岳不敢往下想，他暗中责怪自己政治水平低，毛主席的号召绝对不会错。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七亿人民都是这样，自己绝对不应该问为什么。可眼下怎么让妹妹的小同学们过关完成任务呢？
赵小岳略微思索了一下，示意小兰把耳朵凑过来，小声说：“你们都拿我的这篇稿子往上抄，最多把开头的字句换一下。你这份开头写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那份开头写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再换一份写上‘革命小将齐上阵，口诛笔伐大批判’，反正可用的词都用上，懂吗？”
“这样行吗？”
“行，一定行。反正大家写得都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再说，写好了也没人看。”
“那好吧。”小兰拿着批判稿，心满意足地甩着羊角辫，连蹦带跳地走了。
两天的批判会终于结束了，尽管圆满完成了工宣队交给的任务，但赵小岳还是感到有点疲惫，反正比上课要累。让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一场另类意义上的“揭批斗争”，正在班上等着他呢。
那天离校后，班里先是女生堆里悄悄传言，说他和吉亚月在课堂上互递纸条，眉来眼去，两人开始“谈朋友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是吉亚月自己先说的，这更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第二天上午，传言又由女生传给男生。刘成龙知道这件事，是马木兰在走廊里悄悄告诉他的。刘成龙最初的反应是“根本不可能”，赵小岳怎么会看上这个丑八怪？
“是呀，我也不相信，你看吉亚月长得那样，整个一个典型的丑小鸭，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怎么没听赵小岳说起过。我们住在一个院，天天一起上学，吉亚月给他递纸条，他也应该告诉我们呀。”
“这种事告诉你干吗？”刘成龙转开了脑筋。
其实，这种事在中学的校园里屡见不鲜。即便是在大批判开路、样板戏盛行、爱情歌曲当黄歌、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当作小资产阶级情调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政治年代，少男少女们萌动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蠢蠢欲动。哪个男生喜欢某个女生，或特别胆大的女生追求某个男生，一般在课堂上趁人不备，先塞个纸条，写上“放学后在某处约会”，或“请看电影”之类的短语。如对方同意，给个暗示或回敬一个纸条，后面的戏就由两个人去演了。
如果遇上不同意的，常见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横眉冷对，怒撕纸条，或在大庭广众之下破口大骂，让对方顿时死了这条心；二是满含冤屈，报告老师或班干部，由老师找对方谈心，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两种方式都会让肇事者在班上颜面扫地，沦为同学们课余饭后的笑柄，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像赵小岳这样心中厌恶和拒绝，但过多地顾及别人面子的处理方式，确实令大家想都想不到。
刘成龙想，人心隔肚皮，要么确有其事，我们被蒙在鼓里；要么就是有人造谣，想败坏赵小岳的名声。一想到赵小岳刚来两个月，在老师和同学中树立起的威信如日中天，他心里总觉得酸酸的。自赵家搬来后，满院子的叔叔阿姨都夸赵家家教好，孩子争气，有礼貌；连一向瞧别人家什么都不顺眼的妈妈，也时常唠唠叨叨，叫自己向赵小岳学着点。烦死人了。这下可好，不管这事是真是假，反正风波已经兴起，出出他的小洋相蛮好玩的，看他怎么收场？
“唉，你看这事怎么办？”马木兰急切地问。
一个初步的计划在刘成龙脑子中形成，他义愤填膺地说：“我去问问那个丑八怪，教训教训她。凭什么造谣中伤，败坏我们吴钩里小孩的名声？”
“唉，这可不行，”马木兰知道，刘成龙天生一个大嗓门，表现欲极强，办事从不考虑场合和时机：“你这一教训，不是等于把这件事在全班公开了吗？那秦老师一知道，不就闹大了吗？这叫赵小岳今后在我们班怎么做人呀？”马木兰柔弱的音调略带哭腔。
“怎么？你心疼了？是不是也有意思呀？”
“去你的，不要瞎说。哎，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事情你我在家里都要保密，千万不能在院子里说出去。否则，让赵叔叔、田阿姨知道了，一定会打他的。”
“那当然，我向毛主席发誓，保证不会说出去。”
“那就拜托你，这次管住你的乌鸦嘴。”
乌鸦嘴终究是乌鸦嘴。在上午第三堂课下课后，刘成龙瞅见马木兰和一位女同学去上厕所了，就径直走到趴在桌子上假寐的吉亚月身旁，提高嗓门说：“哎，起来，起来，是不是昨晚看电影没睡好觉呀。”
吉亚月抬起头，望着满脸怒气的刘成龙，脸色微微泛红。同学们也把目光投向这里，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赵小岳写情书呀？”刘成龙发现自己已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顿时充满了几分自豪感。
吉亚月不甘示弱，呼地站起身：“写了又怎么样了？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搞得不得了喽，犯嫌。”顿时，教室里像一壶烧开的水，一下子沸腾起来，有的人捂着嘴窃笑，有的人好奇地与别人交头议论，有的人把自己听来的传言再做一次传播，更多的人不由自主地围拢过来，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课间小话剧，怎么演下去。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还我们我们的，别不怕丑。”刘成龙的嗓门更高了，几乎能把屋顶的瓦震碎。
正当双方你一言我一语打嘴仗的时候，马木兰回到教室。她一见这场面，知道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快步走过去，拉开刘成龙，对大家说：“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又对吉亚月说：“有时间把学习搞搞好，少想糊涂心思，不要一考试就吃鸭蛋。”
本来马木兰是想迅速平息事态，可语中带刺，且有明显的偏向性，吉亚月不高兴了，她昂着头，不屈不饶：“考鸭蛋又怎么了，你管不着，犯嫌。”
这时，上课的铃声响起，同学们不无遗憾地摇摇头，惋惜一场好戏草草地收场。第四节课是化学课，基本上是在同学们叽叽喳喳议论声中上完的。
赵小岳一走进教室，就感到同学们的目光饱含异样。刚才在上学的路上，刘成龙的面部表情变化不大，还和往常一样边走边说，竭力迎合着赵小岳说话的思路往下发挥。可马木兰的神态有点怪，本来就不爱说不爱笑，现在一张瓜子脸绷得老紧，像谁欠她几百块钱似的。有人说，女人的眼睛会说话。其实，对单纯少女来说，她的脸也会说话，心中一点小心思，都会通过脸部表情显现出来。赵小岳从她的脸上看出了什么，心里微微有点预感，但又一想，也许是她在家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是不是她那位怪异的姥姥又埋怨她了？或是她同样怪异的母亲训斥她了？对姥姥，他始终揣摩不透。瘦高的个子，清瘦的脸庞，丹凤眼，双眼皮，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胚子。待人有时热情，有时冷酷，高兴时又说又笑，怎么忽而脸色阴沉，像触动了哪根神经。这时家里谁要是做错了什么，准会招来老人家一顿严厉的训斥。马木兰常对他说，姥姥像一个谜，一个谁都解不开的怪谜。
上课铃声刚刚落地，秦老师走进教室。第一堂是语文课，秦老师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安排班长带领大家齐声朗读《为人民服务》。待朗读的声音响起，秦老师走到赵小岳身边，右手掌向上轻轻一抬，做了一个“出来”的手势。他放下课本站起身，随秦老师走出教室。
楼宇之间的长廊上爬满了紫藤，绿色的叶子密密匝匝遮住了阳光，绿叶中间或点缀着几朵紫色的小花。走进长廊，在一片浓荫中，秦老师站定，望着站在自己二尺开外的赵小岳，先表扬了他出色完成工宣队赋予的批林批孔任务，紧接着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说：“有同学向我报告，说你和吉亚月上课时传纸条，还说你们已经谈情说爱了。这是怎么回事？”秦老师说话办事向来是快人快语，干脆利索，很有点军人风格。
“没有。”赵小岳张口吐出两个字。他的脸微微泛红，像自己做了羞于见人的事，头略微往下垂。
“真的没有吗？”秦老师锐利的目光变得柔和了许多。
赵小岳真想把那天课堂上吉亚月的所作所为告诉老师，以迅速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但话到嘴边又动了恻隐之心。说出真相，就等于打击别人，也等于抬高了自己，这种做法自己向来不欣赏。有时宁愿自己受点委屈，也不愿将事情闹大、闹开，因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即可。他稍微定了定神，抬起头，十分肯定地回答说：“是的，绝对没有。”
“那就好，那就好。”秦老师紧绷的脸舒展开笑容，眼角淡淡的鱼尾纹也加深加粗：“我说呢，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老师请您放心，我不会做违反校规的事，也请老师在班上澄清事实。”
“嗯，我会说的。好了，快回班里去吧。”秦老师疼爱地说。
课文朗诵早已结束，同学们交头接耳议论着，课堂里发出“嗡嗡”的声响。秦老师走上讲台：“嗡嗡”声立即消失。她没说话，而是用犀利的目光一遍遍扫视全班，仿佛要把造谣惑众的罪魁祸首揪出来示众。班上几个活跃分子心虚地低下头，刘成龙有意躲开质疑的目光，假装若有所思地歪着头，两眼望着窗外；马木兰瞪大了眼，望着老师紧闭的双唇，生怕这张利嘴一开，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来，伤着赵小岳。
秦老师终于说话了。她说：“利用大家朗诵课文的间隙，我对班级的管理提一点要求。希望大家把心思都用在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上来，不允许捕风捉影，无事生非，破坏班级安定团结。今后谁在班上造谣生事，我们就开他的批判会，大家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现在我们再朗读一遍《为人民服务》。”
……
一场风波就这样被秦老师三言两语平息下去了。她既没有说具体事，更没有指具体人，既空泛又具体，还有几分火药味，很像《沙家滨》里阿庆嫂“滴水不漏”的语言风格。赵小岳不禁钦佩老师的讲话艺术和处理能力，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他斜眼望了一下吉亚月，只见她脸通红，鼻梁上的几枚黑色雀斑更加突出，像草莓上的小黑点。
下课后，同学们都友好地与赵小岳打招呼，问起参加批判会的情况。刘成龙凑过来，对流言蜚语又给予一番痛斥，仿佛老师的话全是他要说的话。几个女生也主动过去和吉亚月说话，班上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赵小岳暗暗长吁了一口气。
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晚饭后，赵小岳和小兰围着饭桌写作业，秦琴走进来。
“哟，孩子们在用功呀。”
“吃过饭了吧？”田一曼热情地招呼说：“成龙妈，请坐吧。”兄妹俩抬起头，喊了一声：“秦阿姨好。”
“好，好，你看这两个孩子多用功呀。只可惜现在不考大学了。工农兵大学生主要靠单位推荐，否则就你这两个孩子，一定是大学生的料。”
田一曼听着这话怎么既像是恭维又像是挖苦，但还是热情地搬过凳子请她坐下。
“哎呀，我不坐了，别影响孩子做作业。”秦琴连忙摆手，眼中闪着莫名欣喜的光亮。少顷，神秘地对田一曼说：“小岳妈妈，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
田一曼感到有点意外，但还是跟着她走出家门。
不一会儿，田一曼回屋。赵小岳发现妈妈的脸色有几分阴沉，心里咯噔一下，莫非刘成龙将班上的事跟他妈妈说了？正想着，田一曼轻声说：“小岳你来一下，”又对小兰说：“我和你哥哥说个事，你继续做作业。”
来到里屋，田一曼将屋门关上，坐在床铺上，尽量压低嗓门说道：“你最近在学校是不是有什么事？”
赵小岳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判断完全正确。他也尽量压低嗓门说：“没什么事。”
“真没什么事吗？”
“真的没有”。
“那我问你，住在咱们院子外姓吉的女同学是怎么回事？”
“是我的同桌。”
“你们之间……。”
“我们是同桌，但没有任何往来。”
“那怎么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
赵小岳全明白了。这个该死的刘成龙，还有他那个喜欢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妈妈，一定添油加醋搬弄是非了。面对慈爱而严格的妈妈，他的眼眶里盈满了委屈的泪水，他强忍着不让泪水往一处汇聚。事已至此，可以不告诉别人，但对自己的妈妈是没有必要隐瞒的。于是，赵小岳将那天吉亚月递纸条以及班上的风言风语，一五一十地向妈妈述说。
望着儿子涨满委屈的脸，田一曼掏出手绢，轻轻为他擦擦眼睛。此时她的心里也和儿子一样充满了委屈和气愤。平时在家里，夫妇俩对他要求最严格，处处要求他为妹妹做榜样。儿子也非常懂事和争气，眼看着刚到新学校就受委屈，她心里也酸酸的。但在孩子面前，还是要保持母亲的尊严。她将手绢放进口袋，轻声说道：“妈妈相信你的话，希望你今后多加注意。受点委屈也是好事，你爸爸不是常说好男儿流血不流泪嘛。”
田一曼想，儿子的性格脾气越来越像他父亲。就拿对人处事而言，赵群英对待诬陷打击过自己的人，斗争归斗争，争辩归争辩，但对人的善意和宽容却始终不变。“文革”前期，科里有一个青年干部，在群众大会上批判赵群英鼓吹单纯军事主义思想，提出要将他作为装甲兵走资派的黑干将、“保皇党”批深批臭，还第一个贴出“揪保皇”的大字报，在机关大院里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由于赵群英一身正气，博得广大官兵同情，一场闹剧草草收场，搞得这位干部在科里不敢正视赵群英一眼。赵群英很快原谅了他的年轻无知。
几个月后，他的父母亲因农村受灾吃不饱饭，来古城投靠儿子。在计划经济时代，突然增加两张吃饭的嘴，让他愁眉莫展。赵群英得知后，让妻子登门，将自己家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百二十二斤全国粮票全部送给他，感动得他热泪满面。他耿直的父亲知道儿子不久前曾无故冒犯了赵群英，当着田一曼的面，甩了儿子一个大耳光。
是呀，人与人之间要宽容。这不是胆小怕事，畏首畏尾，这是一种大度和磊落。
妈妈提到爸爸，赵小岳的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他说：“这件事最好不要告诉爸爸，他身体不好，工作又忙，我不愿让他为我的事操心烦神。”
“那当然，我不会对你爸爸说的。”田一曼看着孝顺的儿子，心里一阵疼爱，泪水不知不觉地湿润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