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料与方法

（一）《民国职官年表》及其他资料

本研究主要依凭刘寿林、万仁元先生主编的《民国职官年表》，该书分上编、下编两大部分，上编的主体内容实际上是1965年刘寿林先生所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该书已于1966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刘先生已经过世，这次出版由万仁元和王玉文先生根据原编者拟加修订的记录和其他资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稍加调整。该书的史料价值，自然毋庸置疑，继承了《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一书的优点与特点，完整展示了民国38年间中央到地方的职官，是为民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尽管如此，由于资料和精力限制，该书仍有一些讹误和不准确之处，研究者已有发现，并撰文指出。[58]笔者在整理与统计过程中，比照相关资料，如《北洋政府公报》，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第1册等[59]，也时有发现讹误和不准确之处，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出，但在统计时均一一更正。[60]

除《民国职官年表》外，对这样一个较大的人物群体社会结构的分析是要建立在广泛收集资料基础之上的，根据资料的不同种类，举要如次：

（1）档案。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大量民国时期的档案，可谓汗牛充栋。本书直接利用到的档案主要有：北京政府档案中包括教育部档案（如“各方面向教育总长张国淦请求工作信函”“各方向教育总长张一麐请求工作与资助信”“各方关于交际请托事项致教育总长张一麐来函”等）；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包括铨叙部档案（如“中央所属机关人员全面调查登记”“该部职员录”“教育部公务员登记册”）、考试院档案（如“各种考试及格人员动态工作概况报告”“第一届及一九三三年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分发任用情形报告”“考试院工作报告”）、行政院档案（如“内政部免职人员张庆春等控诉部长李文范滥用职权”“1939—1947年行政院及各部会兼职员调查表”“各方介绍录用人员”）等，另外还有大量档案藏在台湾及海外，无法一一阅读，虽然可惜，但就本文而言，因涉及面太广，要穷尽所有资料似乎亦不太可能，且作为文字材料的档案，除部分私人信件外，大多不涉及权力交易的幕后真相，故这部分材料在学界看来虽属于“第一手资料”，但并不足以支撑本文主要观点。

（2）本书是建立在大量统计基础上的，对民国中央大小官吏的个人传记的阅读是本文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故人物传记、回忆录、年谱、各种词典以及散见于各种文史资料及著述中官员的个人资料都是构成本文主要资料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中国社科院部分历史学家主编的《民国人物传》（1—12），刘国铭主编的《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上、下）、吴相湘的《民国人物列传》、黄季陆等编的《革命人物志》、刘绍唐的《民国人物小传》（1—11）等。

（3）各种报纸、杂志。民国时期，尽管政治空气凝重，但文化氛围却异常活跃，这一时期比较大的报纸主要有《申报》《大公报》《益世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内有大量的社论以及政治信息，皆在辨别并明确其政治立场后加以使用。另外在一些官方以及民间主办的杂志中，亦有大量政治消息以及内幕，如《行政效率》《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等。

（4）时人日记。日记作为一种私人记述，往往能弥补档案史料的不足，透露出较档案更为详细的政治内幕与实情。本书用到的时人日记主要有《蒋介石日记》（未刊，斯坦福大学藏）《王子壮日记》《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邵元冲日记》《陈克文日记》等。当然本书所用的资料远远不止这些，为免行文冗长，不再一一列明，具体可参见本文的参考文献部分。

（二）研究方法

（1）采用广度研究。在集体文献的基础上，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对于政治人物群体，尤其是政治精英群体的研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为“深度研究”（intensive studies），多针对极少数的高层精英，采取非系统化的方法，如精神分析法来探讨某些精神领袖的特质、动机等；第二种方法则是“广度研究”（extensive studies），一般是关注较多的政治精英，基于集体文献（aggregated biographic data），系统化地研究政治精英。[61]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否皆属于政治精英范畴，似仍可商榷，但本文的研究属于“广度研究”一类似无疑问，尽管这种研究无法提供对政治领袖的特殊分析，但却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普遍化的知识。

（2）这种“广度研究”离不开“计量史学”的方法。就调查种类的区分来看，正如彼得·伯克所指出的那样，那种通过对某一集团所有成员的传记来研究的方法，如斯通（Stone）对罗马元老院以及英国议会的研究，被称为“传记集合研究”（prosopography），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集团，或统计学家们所称“整体人口”都已被研究。[62]这是一种通过对一群人物生平的集体性研究，来探讨他们共同的背景特征，其一方面关注政治行为，试图揭示隐藏于政治辞令之下的深层次利益关系、政治精英的社会与经济面向、政治机器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无论如何，群体传记学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物生平，而在于群体性的特征或内在联系。[63]

（3）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某类历史现象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不同政权中的不同表现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历史现象的普遍规律及其特殊表现。彼得·伯克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曾言：“特殊研究和一般研究（历史探讨和理论探讨）这两种方法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并且都有赖于明确或隐蔽的比较才得以实现。”[64]故本书将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官僚放置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政权性质和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对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揭示两个群体的普遍特征和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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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杨念群《导论：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2] 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载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6页。

[3] 参见邓正来《导论》，载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 这些讨论可参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 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6] 参见〔美〕玛丽·兰金《中国公共领域观察》、〔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载〔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19、172—190页；〔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8）》，江溶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参见〔美〕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83页。

[8] 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9] 参见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 参见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1]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王先明：《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12] 王铭铭：《宗族、社会与国家》，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3]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陈春声：《乡村神庙系统与社会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15] 转引自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16] 〔英〕亚当·库珀等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32页。

[17] 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 《资治通鉴》（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78页。

[19] 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转引自何怀宏《选举制度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5—96页。

[20] 何怀宏：《选举制度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5页。

[21] 参见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22] 参见〔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23]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此举用意虽佳，但官员往往因对当地风俗民情甚至方言都十分陌生，由此造成其行政效果并不显著。

[24] 参见费孝通、潘光旦《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第10期；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应星《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25] E.A.Kracke，Jr，“Family Vs.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No.2，1947，pp.103-123.

[26] Po-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p.93-125.

[27] 参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梅寅生译，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4页。

[28] Denis Twitchett，“A Critique of Some Rec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Vol.X，1965，pp.28-41.艾尔曼亦认为明清时期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发生在统治阶层里头的，与社会整体没有关系。参见Benjamin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247-248。

[29] 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1972，pp.365-442.

[30] Robert Hymes，“Prominence and Power in Sung China：The Local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Diss.，Univ.of Pennasylvania，1979，pp.48-55.

[31] 参见潘光旦编译《优生原理》，上海观察社1949年版，第115—116页。

[32] 参见许纪霖《科举废除与“断裂社会”》，《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第8版。

[33] 吉尔伯特·罗兹曼等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持此观点的还有罗志田，他认为，由于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的废除，使得主要由科举所维系的社会整合被破坏殆尽，从而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参见《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4] 参见应星《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72页。

[35]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e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259.

[36] 参见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7] 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页。

[38] 参见应星《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39] 周锡瑞等人研究发现，精英所能控制的资源十分复杂，包括物质资源（土地、商业财富、军事力量）、社会资源（权势网络、亲属群体、社团和各种协会）、个人资源（技术专长、领导能力、宗教力量或魔力）、文化资源（地位、荣誉、头衔、特定的生活方式）。参见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3-24；亦可参见应星《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40] 参见〔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9—190页。

[41] Gaetano Mosca，The Ruling Class，ed.by Arthur Livingston，trans.by Hannah D.Kahn，New York：McGraw，Hill，1939，p.50，转引自彭怀恩《透视台湾内阁精英》，洞察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42] Robert C.North with Ithiel de Sola Pool，“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in Harold D.Lasswell and Daniel Lerner （eds.），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Cambridge Mass：M.L.T.Press，pp.376-402，转引自彭怀恩《透视台湾内阁精英》，洞察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43] 参见刘维开《1940年代中国国民党领导阶层之分析》，载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97—316页。

[44] 参见张玉法《民国历任元首的性格特质》，载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21页。

[45] 以上论文皆收入吕芳上主编《论民国时期领导精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46] 参见〔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王崑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7] 参见〔法〕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8] 参见〔美〕华康德《解读布迪厄的“资本”概念》，载苏国勋、刘晓枫编《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40页。

[49] 参见《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50] 参见〔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1]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对“社会”定义道：“社会并不只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关于“社会是由关系，而不是个人充塞而成的”的研究亦提醒我们注意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参见〔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15页。

[52] 参见杨立强《论近代中国军阀官僚集团组织构成的特点》，《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3] 参见〔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若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4] 参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55] 参见汪朝光《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56] 参见解学兰《袁世凯时代北京政府中央官僚构成之研究（1912—1916）》，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曹维忠《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官僚构成研究（1927—1937）》，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鲁卫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官僚构成研究（1916—1928）》，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

[57] 参见台湾“教育部”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五篇《戡乱与复国》（一），“国立编译馆”1991年版，第485页。

[58] 参见刘国铭《〈民国职官年表·人名录〉校读》（http://jds.cass.cn/Item/8037.aspx）。

[59] 参见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1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

[60] 如刘书中将1949年行政院政务委员“傅秉常”，错写成“傅秉华”，即可参照《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加以改正，凡此种种，不再一一赘述。见刘寿林主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04页；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1册，“中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51页。

[61] William A.Welsh，Leaders and Elites，Holt，New York：Rinehart and Winston，1979，p.48，转引自彭怀恩《透视台湾内阁精英》，洞察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62] 参见〔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63] 参见方诚峰《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DBD）》，《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3页。

[64]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