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阿瑟·丹托[1]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历经了20多年的旅行，丹托从最初的鲜为人知，到21世纪初的逐渐升温，直到今天成为重要的讨论对象。丹托在中国的大热，最早来自他惊世骇俗“艺术的终结”的断言。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欧美流行的终结情绪蔓延到中国，尤以“文学的终结”反应最为热烈。西南大学张冰教授说得颇为准确，丹托在中国的接受是错位的，如果说在美国丹托声名鹊起于艺术批评、艺术哲学界，那么在中国，丹托的声誉和影响力是存在于文学理论和美学界，这种情况持续至今。

关于丹托，国内研究重心在不断转移，早期即21世纪前几年，聚焦“艺术的终结”，主要从命题的合理性、命题的意义、命题在中国的有效性等层面展开讨论，在文艺美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之后，“艺术的定义”成为新一轮焦点。应和着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丹托艺术的开放式定义，使得人们对艺术与文化的关系、世界艺术通史的书写、艺术定义的适用范围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反思。目前，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以及中国本土艺术话语体系建立的需要，丹托艺术理论与中国美学的互动关系被提上日程，围绕着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艺术经验与非艺术经验、艺术阐释与艺术叙事等论题，学者们不仅注意到禅宗美学对丹托艺术哲学的影响，也看到丹托对中国艺术阐释的合理性。

在此，特别需要强调“艺术的定义”，它一直是分析美学的重要议题，而丹托关于“艺术的定义”的讨论被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在于：一是以“叙事”为切入点，通过否定西方传统艺术的叙事，达到解构传统，走向后现代的目的；二是定义的开放性开启了全球艺术对话的可能性，更加适应与符合时代的选择；三是关注先锋艺术，提出了当代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问题，以“艺术的边界”为最；四是强调阐释与意图，重新审视艺术与美学之间的关系。

同样，丹托之所以能在欧美学界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来自他的艺术批评实践，为其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有趣的是，尽管国内对丹托的兴趣点时有转移，但是关注的专业群体却集中在美学、文艺学学术圈，表现为：一方面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文学理论博硕士生加入丹托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国内研究丹托的主要学者，如刘悦笛、周计武、张冰、彭锋、黄应全等人，无一例外都是文艺学、美学出身，虽然其中不乏美术史研究者，如陈岸瑛、王春辰等人，但数量有限。研究者的身份致使国内丹托研究实际上聚焦理论层面而脱离艺术实践，没有真正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生产活动中。恰恰丹托的闪光点，缘于发现沃霍尔《布里洛盒子》那一刻，对艺术实践现状的关注，使得他得以提出“艺术世界”这一现实性极强的理论问题，开启了“何为艺术”的外延之问。发问让丹托真正参与到了美国艺术界生产活动中去，作为专栏作家在《国家》杂志从事艺术批评长达三十年。以他的原话说：“美学大体上都不是艺术舞台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我作为批评家的作用就是说出这件作品是关于什么的——它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件作品如何值得向我的读者解释。”[2]

如果说“艺术的定义”提供了艺术史的研究视角，“艺术批评”展示艺术理论的生产功能，那么“艺术世界”则是建构艺术场域。丹托给当代中国美学或艺术的最大启示在于，重新评估与肯定了“知识”在艺术创作—批评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对批评家提出了责任和任务要求。“知识”即“一种艺术的氛围”。“氛围”一方面否定了传统“模仿论”绝对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它要求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无疑对观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观众不再是被动地等待着艺术作品，而是积极参与到艺术作品的价值生成之中，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的美育工作给予了启发。今天中国艺术世界，现代前卫艺术似乎处于曲高和寡的境遇，究其原因，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没有形成可展开的对话语境，艺术家的艺术形式与理念是脱离了“中国艺术知识体系”，观众对艺术的理解又是缺乏“中国艺术知识体系”，进而呈现对话的分裂。中国艺术界和美学界需要做的就是弥合艺术家—艺术品—观众三者之间的缝隙，让艺术彰显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发挥艺术功能。在《何谓艺术》中丹托认为，迪基的“艺术世界”观点更像是“骑士制度”，是一个社会网络组织，依靠的是权威[3]那么，丹托的“艺术世界”又是什么呢？某种程度上“艺术世界”的观点更像是一部民族文化艺术观的书写。

二

围绕上述几个问题，本书由丹托的历史哲学、艺术世界理论、艺术定义理论、意义美学、艺术实践五个部分构成。

关于历史哲学，国内学者较少直接将之与艺术哲学关联进行研究。笔者始终认为，它是丹托艺术哲学的理论基石，这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丹托以历史哲学为起点，构建了“叙述句子”，其重要性在于“让历史必须局限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必须依靠知识获得未来发展的可能”，首先它确保不割断艺术“当代与过去的联系”，而是保持一种知识学的传承；其次，基于时态特点，“叙述句子”在追求终极意义时，始终与阐释者的时代语境保持密切联系，帮助“文化历史哲学”的形成。

有了对丹托“叙述句子”受制于知识学的理解，就不难发现“艺术世界”“艺术终结”“意义美学”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

“艺术世界”特别强调“氛围”，即知识学理论，由此我们不再臆断丹托是“后现代艺术家”，他与传统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氛围的知识论”，要求“艺术的定义”，一方面必须取消不符合所有艺术形态的外在显现因素，另一方面，利用“相关性”和“体现意义”将艺术与艺术家、阐释者绑定在一起。究竟该如何理解艺术是“关于某物，体现意义”的极简主义定义呢？以丹托对大卫《马拉之死》的分析为例最合适不过。丹托质问为何大卫选择马拉死在浴缸，包括马拉死在浴缸中的姿态、马拉胸前的匕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场景能把观众带到法国大革命的现场中。这一充满着现实主义的作品，它的“场景再现”的意义，比起纯粹的写实主义的作品，能“召唤着观众参与到艺术的创作与现象中，观众必须具备着关于马拉革命那一刻的历史知识，同时观众也必须有着艺术史的知识，最为重要的是观众必须有着某种宗教或对生命存在的关注”。因此，建立在艺术知识学基础之上，丹托的艺术定义不仅延续了柏拉图以来对知识的肯定，同时还增加了条件——艺术品普遍的艺术性。尽管丹托未阐明“艺术性”，但显然它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审美“共通感”，肯定不同文化对艺术作品意义的阐释，并能将意义契合到各自文化生活中。

“艺术终结”是“知识性”艺术定义的必然结果，以“叙事的终结”为结论，“艺术的终结”开启的是多元艺术共存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出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话语体系的冲突、对话与交融。传统艺术史只是终结于它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现代艺术通过书写一种新的知识体系，隐喻着“知识体系的洗牌与重建”。“艺术的终结”给予当代艺术史最大的贡献，笔者以为它以认可艺术史的多种叙事，终结了艺术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无论是柏拉图以来的古典模仿说，还是格林伯格的现代纯粹主义。

“意义美学”呈现出艺术与美的冲突和调节，仍旧是其“知识性”哲学观思想的延续。丹托依据“不可辨识”否定审美经验，抛弃的不过是知觉获得知识的不可靠性。而“阐释”作为确认艺术作品的重要工具，探讨艺术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注意考察艺术语言如何表现世界以及阐释者如何获得对过去的陈述。所以叙述不是作品的中心，只是一种实现人们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工具。为了理解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我们必须获得关于帽子的知识，即帽子与马蒂斯夫人过去生活的关系。因此，“意义美学”在承载叙述句子知识学传承与阐释者视角主义两方面功能的同时，也呈现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矛盾与张力。

这种矛盾和张力很明显反映在丹托艺术哲学的实践——探讨波普艺术的艺术价值与商业属性。丹托的艺术理论几乎是建构在现代艺术尤其是波普艺术之上，由于过度关注新知识体系的构建，他过分地拔高波普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将其上升到解放艺术形式的高度，而忽视波普艺术形成的特殊文化语境。

总之，历史哲学成为丹托艺术哲学魅力的源头。

三

那么，研究丹托、走进丹托，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和启示呢？

首先，丹托指出了知识的重要性，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标准。丹托强调艺术的知识学氛围，肯定知识的内在连续性，有利于保持艺术应有的高尚品格，让艺术理论更准确的去解释当前新的艺术形式。对“变容”的理解，不能简单视为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模糊。艺术本该有其自身的自律性，有其独立的艺术语言体系，所以艺术不是我们认为的“一切皆可”。比如说，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新媒体，其中相当数量的作品良莠不齐，因而从艺术技巧、艺术史知识等艺术叙事去认知它们就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们理解中国艺术“非模仿”的谱系传统，有利于发现中国表现型艺术在当代的持续价值，从而在艺术史层面实现文化的传承，推进文艺创造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其次，有利于建构中国艺术学和美学话语体系。红遍中国二十多年的“艺术的终结”，提供给我们的是艺术叙事的多元化。近几十年，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几乎是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照搬，并不适应中国的土壤。我们或以西方古典叙事或以现代艺术叙事为标准，并没有去认识和梳理中国艺术特有的故事叙事。反观丹托，他的“不可辨识”恰恰受启于禅宗的“悟”，并在错位接受中，发现艺术与意识觉醒之间的关系。只是如学者彭锋所言，丹托没有彻底从艺术品走向艺术家[4]。禅宗对当代西方艺术影响深远，但需要注意，波普接受的“禅宗”是经过日本学者铃木大拙融入西方心理学后形成的，与中国本土意义的禅宗仍有差别。作为对中国艺术特别是绘画以及美学观影响深远的禅宗，我们可以利用它去建构一套普遍性的中国艺术学叙事体系。同时，也应关注不同地区、民族的艺术叙事。

最后，反思艺术的功能问题。丹托在追问历史的认识如何成为可能时，说到一旦获得历史真实，就意味着成为过去，所以历史知识的获得意味着人类无法回避生存悲剧。只有艺术，才能将生活与真实完美地结合。通过艺术，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生活间展开对话关系，艺术成为我们把握历史的重要手段，并融化到个体生命中，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变为共同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共通感”。所以，艺术不仅在过去，而且现在、将来都绝不是个人的诉求，它表达着集体的意愿。对于艺术，我们应以更加严肃态度对待，让它从人类共同命运高度重新走进我们的视野。

丹托先生虽然走了，然而，他一直从“生活与真实”的思辨中推动着我们去寻找艺术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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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thur Danto，译为阿瑟·丹托或阿瑟·丹图，周建漳在其《叙述与知识》中用的是后者，现一般采用前者，笔者也用此译法。以下都简称为丹托。

[2].[美]阿瑟·丹托：《何谓艺术》，夏开丰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28页。

[3].[美]阿瑟·丹托：《何谓艺术》，夏开丰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页。

[4].彭铎：《艺术的终结与禅》,《文艺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