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开端

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于1861年，根据莫里尔法案享有马萨诸塞30%的土地份额，学院的宪章呼吁产业企业对其进行援助。这个目标经过数十年的制度创新才得以实现。直到世纪之交，麻省理工学院与商业企业的关系一直都是学院为企业提供其工程学科的培训；企业认可学院的培训服务，并偶尔适当地增加对学院的捐赠。学院同样与为其校董会提供服务的当地商人保持联系。学院鼓励任何形式的科研活动，但是，繁重的教学工作和资金的缺乏限制学院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科研上[14]。

在成立之初，麻省理工学院主要是一所工程大学。与传统的小型文科大学类似，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严格的教学大纲，并且其教职工和学生人数都很少。正如一位当代观察者所描述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那样，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培育工程师、化学家和建筑家的应用科学类学校。校长罗杰斯在计划中所做出的规划只有一部分被延续下来。”[15]随着提供工科毕业生的产业企业研究实验室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转型为研究性机构[16]。事实上，学院的教授们，如威利斯·惠特尼（Willis Whitney）等，帮助建立了这些实验室。从1900年的冬天开始，惠特尼将至少几年的时间分配给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和麻省理工学院。在成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全职人员之前，惠特尼往返于波士顿和斯克内克塔迪，每周在波士顿工作四天之后再到斯克内克塔迪工作三天[17]。1928年，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一项基于50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在年营业额大于100万美元的599家企业中，52%的企业有实施的研究项目，另外，10%的企业拥有测试实验室[18]。产业科学家与大学保持着少量的直接联系。29%的企业与大学、贸易协会及工程团体进行科研合作。大多数的企业和大学都将他们的研究视为两股分流的活动，分别有各自的直接任务和动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一份报告说明了科学工作的分流情况：“纯粹的科研不能基于其研究发现获得的现金直接支持自己的研究，这一点与企业科学研究不同。”[19]

一种理论认为大学应自己承担基础研究费用，利用学费和捐赠的收入来支持他们的研究实验室。另一种理论认为，大学教授可以为产业企业做兼职顾问，并从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更多的基础调研[20]。在1901年，著名的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伊斯（Alfred Noyes）提议，他每年拿出兼职顾问所得中的5000美元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建立化学实验室，但是这个提议被拒绝了。之后，诺伊斯博士成功地获得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资助的5900美元，以此来支持他在物理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诺伊斯与他的一位化学家同事——惠特尼教授再次联系麻省理工学院时，学院接受了他们的提议。诺伊斯和惠特尼同意以下协议：如果麻省理工学院的执行委员会资助一个物理化学实验室，二人都贡献出部分他们做顾问所得的收入[21]。

麻省理工学院和其教员联合资助研究的方式，在20世纪初期的化学领域开始出现。另外，一些从德国毕业的充满研究热情的校友的加入为基础研究工作增添了许多动力。1903年，在诺伊斯的领导下成立了物理化学实验室。几年之后，在1908年，沃克（Walker）组建了以产业相关研究为导向的应用化学研究实验室。无论是作为一个拥有研究生院的面向基础研究的科技型大学，还是作为致力于应用性研究并为企业输送毕业生的工程技术类学校，麻省理工学院的每个实验室都代表了其未来发展计划。这两个实验室所代表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不同愿景是相互冲突的，化学工程正在以整个化学产业为代价来吸引研究生[22]。

从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到化学学院的院长等学术管理者，都试图协调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但是都没有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应用化学实验室的领导者沃克用辞职来威胁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强制其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理论型实验室的领导者诺伊斯则被置于无法站住脚的立场，最后辞职了。诺伊斯去了加州，他在那里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按照自己的理念将斯鲁普手工培训学校重组为加州理工学院[23]。随着诺伊斯的离开，麻省理工学院重新确立了其专注于技术并与企业建立关系的最初目标。专注于产业研究的定位也使学院得到了像柯达（Kodak）和杜邦（Dupont）等类似公司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公司为学院搬迁至剑桥并建设大规模的新校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沃克和诺伊斯之间的争论只是基础研究的支持者和应用研究的支持者之间冲突的插曲，只不过这些冲突在19世纪再次出现了。政府的兴趣在于将研究迅速转化为实践成果，一般来说，这样的政府会任命那些倾向于研究基础广泛的科学家。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可能太过深奥而无法投入实际应用中。像加州地质调查局（California State Geological Survey）的领导者约西亚·惠特尼（Josiah Whitney）的案例：赞助资金在减少，之后调研也被迫终止；科学家退回到学术的位置，惠特尼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

19世纪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学家亨利·罗兰（Henry Rowland）制订了一个方案，以此锐化了两类研究之间的区别，该方案强调大学只能从事基础性研究。在20世纪初期，罗兰的方案成为美国大学科学学科独立发展的框架[24]。此时，大多数大学都对基础研究的理念根深蒂固，咨询化学家的领导者，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钱德勒（Chandler）已经被那些不寻求与产业企业保持密切联系的更加学术性的同行学者所替代。

麻省理工学院则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学院信守了与企业保持密切联系的承诺，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其最有实力的学术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化学工程领域的“单位生产”模式和学生在其大三期间内要花费一学期的时间在产业企业实习。该学院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教授开始其在从事学术科研的同时，在企业兼职咨询的双重职业生涯，例如，在电子工程学院担任多年主席的杜加德·杰克逊（Dugald Jackson）。他们所教的学生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学院的教授，继续追随他们的脚步。例如，万瓦尼尔·布什（Vannevar Bush）视杰克逊为榜样，虽然布什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教授和学院的杰出管理者，但是他仍在产业企业任职。在大多数其他美国大学终止了与企业合作的情况下，麻省理工学院制定了旨在解决顾问和发明专利方面存在的争议的规则。在这段时间内，这些活动开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学术活动。事实上，教师参与新公司的成立仅仅被视为向现存公司提供顾问服务的延伸。这开始以合理化的方式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