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运作中的风险资本公司

为了使一个高科技公司能够获利,技术专家要了解商业,实际运营公司的管理者要懂技术。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目标是构想出有合理盈利前景并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因此必须识别现存的或至少确定一个合理的有盈利前景的商业需要。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从独立发明家那得到数以百计的建议,这些建议被适当地进行记录和调查。然而,大多数从人际关系发展而来的公司通常都起源于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拥有少量的员工,公司由技术顾问和业务顾问支持着。其员工主要包括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除了主席康普顿之外,技术咨询委员会还包括麻省理工学院两大杰出教师,分别是化学工程专业的吉利兰特(Gilliland)和航空专业的韩瑟克(Hunsaker)。两人的社会关系良好并获得整个学院的尊敬。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由那些既有金融和法律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又有着在包括化学和机械工具的科技公司的工作经验的专家组成。董事会对投资有最终决定权,还可评估被推荐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董事会通过投资获得公司股权。董事会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被期待能够长期地持续下去:“当我们对一个持续发展的公司进行投资时,经过仔细调查后,我们通常代表公司的董事,安排我们其中一人花时间了解公司的管理情况。在公司步入金融轨道之后,我们开始考虑收回部分投资,以使这些资金可以再次投资到新的增长型企业。”[85]

当需要说得很清楚的时候,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董事会应该直言不讳。多里奥写信给董事会的一个后代:“我建议无论康普顿博士何时在那,你都应该召开关于高压电的董事会会议(Board Meeting of High Voltage)……你已经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你将亚瑟里特训练成为‘世界最好的高压电使用专家’,你已经告诉了他们你太多的想法、技术和秘密,这样他们可以通过兜售你的信息而获得费用。我认为不应该这样。”[86]多里奥通常非常积极地实现他促使公司成功的愿望:“多里奥出入于整个公司的早期历史。他让罗宾逊(Robinson)运营公司,但有一天他告诉罗宾逊,他的销售组织已经不适合了。几年后他敦促罗宾逊利用欧洲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在欧洲创建制造工厂……”[87]

必要时,董事会的干涉会导致公司的管理发生变化:科汀(Cotting)认为现在急需一个带头人,鲍威尔(Powell,美国研究室主任)和艾佛斯(Elfers,美国研究室主任)同意科汀的观点[88]。他们也被外部投资集团质疑为示踪物实验室(Tracerlab)的管理,他们对公司当前的运行方式表示不满。创始人兼主席承认他更习惯于小规模的研究和开发阶段,而不是公司扩张市场和销售规模阶段,他接受他被别人所替代。

渐渐地,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可以定义它的作用:

这是不能一下确定的。没有人做过他们做的工作。他们也在寻求方向感,试图决定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如何去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熙熙攘攘中,有很多人觉得在过去5~7年里很压抑。我们一直从事军事工作,并被赋予职责和责任,这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正常能力和正常天赋,正因为有人不得不去做,才应该尽力做到最好。因为有一个伟大的被禁锢的需求需要被实现。“让我们改造世界;让我们治疗其弊病和缺陷。”所以除了赚钱以外,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应该有非常高的基调、意图和正直性……[89]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员工及顾问主要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进行相互交流,而不是通过咨询委员会的正式会议。然而,顾问偶尔也会参加董事会有关财务决策的季度会议。

用不同的方法建立联系并了解新公司能够在哪些有前途的领域成功。为了挖掘有想法的人进入公司,职工参加电子展会,阅读行业杂志,并与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董事会的麻省理工学院顾问保持联系。值得强调的是要访问大学,因为这可能会发现新公司的潜在参与者。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非常积极地工作于麻省理工学院”[90]。典型地,一位公司职员拜访顾问办公室,在谈话的过程中,“这些绅士会提醒我们,提示我们,帮助我们。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在大厅里做一些事。我们认为这很有趣;你必须决定它是否有商机”。

麻省理工学院对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创建起到很大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这也没有影响学院的正常运作,但很多教师和研究生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存在或学院在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成立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因此,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员工常常试图通过提及学院为公司提供资本,以及院长康普顿是公司创始人兼顾问这两件事来让自己被教师和学生接受[91]

麻省理工学院从进行科研到建立新技术公司的过程是有阶段性的,最初在学院研发设备,然后把设备和它的发明者转到一个独立的公司,最后公司独立运作直到成功或失败。在基于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形成新公司时,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所起到的作用通过高压工程公司(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和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所阐明:高压工程总公司展示了从学术研究项目向商业应用的渐变过程,而数字设备公司的形成是学院和风险投资公司建立联系的一个实例。

(1)高压工程总公司

高压工程总公司在建立之前就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然而,当20世纪30年代初高电压技术发明者格拉夫从普林斯顿大学到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工作时,由于精准的专利所属权是指定的,所以公司创始人在早期就意识到该技术的商业潜力,并基于高压电技术建立了公司。

在20年的历程中,从将专利转让给现有公司到组建新公司,格拉夫发电机的发展几乎展现出了所有的产学关系模式。1921年夏天格拉夫在阿拉巴马电力公司(Alabama Power Company)的维修组任职,由此激发了他对高压电的兴趣。这段任职经历使他能够很好地处理在高压工作中遇到的困难。1926—1927年,他突然意识到“……真空中的高压发电促进离子和电子产生能量,而且这些高速粒子将会为调查原子核和其他基本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手段”[92]

这个项目中使用了20世纪20年代格拉夫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期间的另一个研究课题中所概述的方法,但实际上,直到1929年他被国家研究委员会授予奖学金并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格拉夫才启动该项目。虽然颁发的奖学金使他能够推进他的博士研究,但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时,他说服他的导师康普顿允许他将其研究项目更改为静电学对核研究的应用。当康普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时,他支持格拉夫的任命计划。

麻省理工学院认为格拉夫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商业潜力,因此麻省理工学院起草了一份文件来规定参与该项研究的各方面的权利[93]。这些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为他提供奖学金)、普林斯顿大学(提供最初的实验室空间)、研究公司(Research Corporation,提供设备的建设资金)及格拉夫本人,他是发明者和研究小组的领导者。麻省理工学院能处置专利权,并负责生产制造阶段前的一切事宜,而其他各方对研究的可能商业成果持有不同的股份。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股份所占的比例是相当有限的,虽然它报销了将设备搬往学院的所有费用。该协议还保护了对基础科学等研究方面的介入,并试图在合理的利润范围内平衡医疗和电力传输方面的应用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科学研究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支持下,麻省理工学院建成了几座高压发电器。在该办公室的建议下,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Corporation)获批生产发电器,但直到1946年,该公司显然没有利用此专利权“完成任何事情”[94]。1946年3月,格拉夫和他的同事特朗普(Trump)教授去拜访麻省理工学院专利管理委员会代理主席邦克,二人提议取消西屋公司的执照并将该执照“授予”一家新公司。康普顿建议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支持建立一家新公司,所以在1946年12月,高电压工程公司(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成功建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麻省理工学院建成的高压发电机器作为产品原型,来生产和销售用以癌症治疗、产业金属探测和核物理研究的高压静电发生器。曾担任辐射实验室英美计划的协调员,拥有管理经验的静电和雷达专家丹尼斯·罗宾逊(Dennis Robinson)博士成为该公司的总裁。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职员为高电压工程公司提供了财务和业务咨询,1955年它已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该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合作模式,被后人频繁效仿。

(2)数字设备公司

数字设备公司的建立也是基于政府对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的支持。旋风计划(Project Whirlwind)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学院建立的模拟飞行训练设备;由于熟练的飞行员在作战时供应短缺,此设备帮助飞行员进行训练,使之成为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任务。

模拟器的建设是基于电子设备的发展,本质上就是计算机。战争在项目完成之前就结束了;虽然美国海军研究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暂时继续支持该项目,但它的未来是不确定的。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空军希望通过一种手段来协调跟踪飞机穿越网络远程预警线的雷达站,这赋予了旋风计划新的生命和意义。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用一个特定计算机控制飞行模拟器到运用通用计算机计算、存储和检索不断变化的众多同步飞行器的过程。美国空军从海军手中接管了该项目,为其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并扩大了其规模[95]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专注于计算机的商业化。该公司访问了几家现存的小公司,比如费城的埃克特公司(Eckert-Mauchly)等,但并没有安排其生产。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董事会会议讨论这些探索后,该公司财务主管、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前财务主管福特和公司员工威廉·康格尔顿(William Congleton)进行了谈话,威廉是学院林肯实验室的一名成员,他在最近一次实验室董事会会议上听说了一些与计算机有关的有趣工作。虽然福特是一个“外行”,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但是他建议康格尔顿寻找项目主任助理杰伊·福雷斯特(Jay Forrester)教授。福雷斯特反过来建议康格尔顿与两个在林肯实验室工作的研究生肯尼斯·奥尔森(Kenneth Olsen)和哈伦·安德森(Harlan Anderson)进行交谈。虽然与实验室另一组成员相比,他们在设计空中军事计算机上失去了竞争力,但作为团队成员,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设计是最好的。午餐时他们曾偶尔讨论过下海经商,但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经过与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成员的多次讨论,“他们告诉我们有关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我们告诉他们如何经商……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项目组来研究是否可以把计算机概念商业化”[96]。但由于调查结果显示计算机的商业化还没有很好的市场,我们便采取了谨慎的做法。数字设备公司开始制造电路板,并将其销售给研究实验室和有意愿做该试验第一步的产业企业。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承诺提供30万美元:10万美元作为权益资本,如果公司顺利进行,20万美元作为可用贷款。短短几年的时间,数字设备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如此成功的微型计算机制造商,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合理投资已价值4亿美元。因此,任何其他项目的适度成功或失败对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几乎没有财务影响。

在公司没有增值之前麻省理工学院就出售了其股票,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在数字设备公司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成功上并没有获得经济利益。学院对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管理兴趣并没有超出康普顿的任职期。学院退出了基于学院研究促进产业公司发展的舞台。然而,在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和其后裔公司的援助下,越来越多的教学人员开始成立新公司。

哈佛校长认为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第一位董事长改变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面貌。哈佛商学院教授南森·普赛(Nathan Pusey)在退休时对多里奥说:“很大程度上你一直在为该地区部分商界的新冒险态度负责。”[97]通过投资本国其他地区,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的影响范围超过了新英格兰地区。一个移民到德克萨斯州的新英格兰人写道:“我回想早期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对萨帕塔(Zapata)感兴趣并帮助他时,我们在为新公司而苦苦挣扎。”[98]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最大的意义是作为一个榜样,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技术风险投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