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研究中心与大学

研究中心来自于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很常见的独立调研小组体系。这个体系起源于19世纪后期，原因是美国大学开始做研究时无法复原德国的学术模型。当时美国试图去效仿一个教授带领着本专业的研究助手这样的一个德国协会模型。仅仅是因为那时大学支付不起高昂的研究费用，这项计划便落空了。资金并没有用来为教授提供研究资金，而是支付给他们薪水去教学。

研究起始于美国大学，用极少数资金支持肄业生和毕业生参与研究。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的拨款、教师做咨询的收入和大学捐款机构的援助。然而除了极少数案例外，这种等级制度下的全职研究员协会系统并没有在美国生存下来。

相反，随着教授们为将支持研究作为训练学生的一部分而去争取少量资金，一个非集中化的研究小组系统就此诞生。研究中心就创立于这些研究小组，并通过小组研究员协调他们的活动。这一点可以从不同院系的人员构成的独立研究小组名单上清楚地看出来，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材料研究中心就是由这些人员构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联邦机构对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独立研究小组模式得到了拓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有一股思想强烈反对政府为大学研究提供帮助。对研究的支持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提出的，但学术科学家们驳回了这种说法——大学对于自主权的信念非常强烈，并且他们也非常担心，如果政府支持，他们将会失去自主权（Etzkowitz，199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学术科学家们提出可以组织大学研究去制造出新的武器时，这一情况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邦政府接受了这个提议，并且创立科学与研究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负责实施。

因此，在战时紧急状况下，政府除了在资助机构下对农业研究的长期支持，开始大规模对大学研究给予支持。在20世纪20到30年代期间，麻省理工学院利用早期的组织模式与产业签订研究合同，维持实验室的运行（Etzkowitz，1988）。

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继续支持研究，而之前的抱有怀疑态度的军事机构也被战争时期学术研发所取得的成果说服。科学家们发现，拥有大量支持资金的以及与其他专家紧密合作的基础对指导研究很有成效，就像在战时实验室那样。

一些战争期间设立的实验室正以更小的规模继续研究，例如，当初设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雷达研发放射物研究所，如今成为了电子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工程系在战时并非重要的研究场所，但其教授依照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型建立了电子研究中心，期望在战后继续获得研究合同。

在战后早期形成的研究中心，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中心，将一批独立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共同就某一领域开展研究，并且为其联系资金来源帮助他们实现目标。加入研究中心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研究小组的工作，而是教授们用现有的支持资源继续他们的研究小组工作，在此基础之上，共同组织另一层级的研究活动。

不过，集体协作的要素被引进，甚至某些方面的制度体系也重新出现了。决策的制定集中了研究员的意见，资金也由研究员共同筹集。除了研究生、博士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做研究外，有博士学位的正式教员也被雇佣为全职研究员。这些独立研究员不会离开这个组织去成立自己的研究小组，也不会去企业做研究员，他们只是在大学里做一个全职研究员，但是初级教授也没有出去寻找自己项目的研究资金的自由。

在如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一些大学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学政策规划就对研究中心在大学结构中的作用有明确的认可：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大学学术力量的1/3（Etzkowitz，1988）。在其他大学，研究中心被指责为“培养与学术道德相背离的企业家行为”，正在变成“无耻的自我宣传”（Friedman和Friedman，1984）。这些争议反映了研究中心和教学单位的权力平衡正在变化：在此之前，教学单位是美国大学组织中最重要的单位，随着研究中心的强大，它的影响力却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