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学术—产业的关系

把不同部门单元的人集中起来是研究中心的典型作用。这种研究中心模型被用于在一些传统学科之外的新领域内组织研究，来自不同学科部门的教授共同建立一个多学科领域。这种机制可以将不同学科的人聚集到一起，使其更为强大，也可以帮助人们跨越机构的界限。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将学术研究和产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始创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项目。有着产业研究背景的美国科学基金会的第一任主席布洛克（Eric Bloch）建议，转移现有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源，并向国会争取新资源，用这些资源开创一项研究支持计划，支持一些致力于填补与学科范畴相关的现有NSF项目的空隙的跨学科研究团体。相对于传统的学科而言，人们希望这些跨学科的主题与产业更加紧密相关。如果研究中心可以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之后他们也就可能把来自公司实验室的研究者与学术同事团结起来。企业代表与学术研究者的联合行动可以为产业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他们即使起不到直接决策的作用，至少也可以提供有力的咨询建议。

研究中心若想从NSF获得资金，其中一个要求是找到愿意参与研究并贡献适当资金的公司。这种参与方式标志着大学与企业即将建立某种关系。

这些公司不会把参加研究中心看成是获得技术的方式，而是看成一个与研究前沿相接近机会。公司之所以会参与进来是因为他们之前一直与有关的教授保持联系。由于他们想保持和睦的关系，所以他们经常去研究中心帮助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学术研究者从政府处获得更多资源。他们也认为这种参与可以使他们有很多机会将项目里最优秀的毕业生纳入麾下。

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最早的6个工程研究中心（ERCs）计划能从政府和企业筹集高达9540万美金。这些研究中心专注于对产业至关重要的工程问题的基础研究。

例如，德拉维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与罗格斯大学（Rutgers，新泽西的州立大学）陶瓷专业联盟建立了复合材料制造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马里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系统研究中心。据布洛赫（Bloch）说，这些研究中心和对应的研究者们通过调研和教学活动，将会把精力集中于美国做的不好的领域，“也就是说，将信息转移到对产业最有利的地方”。

到1990年，美国已经在工程设计、智能制造、光电子学和有害物控制等领域创立了18个工程研究中心。回顾五年历程，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中心对工程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将早期的转向抽象概念重新调整为关注现实问题（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1989）。由于初始计划是建立25个工程研究中心，支持工程研究中心的人认为这个项目的资金显然不足。

另一些人认为，不论是工程研究中心还是其他的研究中心项目，都是对资金的一种浪费，在他们看来，将资金应用到个体研究者才是最高效的学术研究方式和培训形式。当对比资金对团队和研究中心成就与对个人成就的影响时，由于各种类别缺少明确的界限，资助倾向也很难精确解释。NSF的数据显示，对于包括研究中心在内的多学者研究的资助已经从机构研究预算的7%涨到了11%，是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很多美国的学者担心研究中心项目会夺走独立研究员的项目研究资金。一些独立研究员在研究中心工作并不是为了合作，而是将其视为研究小组获取资金的途径（Etzkowitz，1992a）。在授权听证会关于平衡研究中心与独立研究员项目的证词中，利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副校长J. L. Goldstein在众议院科学小组委员会（House Subcommittee on Science）面前这样说道：

研究中心基金应该被视为一个具有潜力的高收益试验。说这个并不是意味着我建议大家保持悲观的态度。我的观点是，美国迄今为止对“与产业合作的跨学科领域研究中心”的资助没有取得长期的成功。我本人的态度是很积极的。然而，我想告诫大家，期待不是事实。我认为我们不能期待所有的研究中心都成功。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预测哪个研究中心会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

一个评审小组说道：“……由于没有将工程研究中心方案与其他工程研究和评价的方法进行比较，因此无法为其优缺点的评估提供可靠的基础。”（总审计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88））。

在工程研究中心项目产生的十多年前，NSF在1973年低调建立了产业与大学的合作研究中心（ICUs），每个中心的初始资金只有50～10万美元。一个研究中心必须在五年内自给自足，这时联邦政府会结束资金援助。来自NSF的路易·斯梅菲尔德（Lewis Mayfield）透露，“棘手的是大学需要在产业企业的资金支持下维持研究中心”（新科学家，1987）。

大多数研究中心每年至少会向6家公司申请30万美金的资金才能维持足够的基础研究（NSF，遥遥无期）。然而，这个项目在扩张时受到了阻碍，阻碍并不是来自于它的成本，而是由于被分派到项目的人员数量较少。这个项目的前15年里，NSF创建了40个研究中心，并声明成功率在90%左右，每个中心每年能从产业伙伴吸引20万～30万美元的资助（George，1993）。

研究中心为产业内的公司提供解决常见研究问题的场所。比如，一些玻璃产业的技术代表意识到整个产业界需要一个国家研究中心，于是就讨论创建了阿尔弗雷德大学（Alfred University）的玻璃研究中心。“他们期望在学术机构建立研究中心，使得研究员可以对玻璃行业整体遇到的问题进行基础研究。”（Adams，1993）

研究中心项目起始于产业必须响应产品生产新要求的历史时期，例如，环境条例通过质疑想当然的生产流程，重新开启了研究问题。参与研究中心是解决产业技术难题的重要元素（Etzkowitz，1992b）。

在产业代表带头组织了玻璃研究中心后，他们很快了解并且接触到联邦和州鼓励在产业相关领域建立研究中心的项目。因此，阿尔弗雷德大学在学校现有的玻璃研究成果上建立了研究中心之后，又将与产业联合融入了NSF产业与大学的合作研究中心，随后在纽约州先进技术中心项目的支持下进一步扩张（Pye，1993）。随着产业、州政府和联邦机构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鼓励学术——产业的合作上，多种资源支持的研究中心模型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Senker，1993）。

在某些严重受到国际竞争压力影响的产业里，公司起到了特殊的带头作用。在那些产业中，建立研究中心的动力来源不只是政府和产业，还有那些使公司确信这一想法有用的学者们。举个例子，半导体行业的很多公司都联名上书说服政府为建立研究中心提供资金（SEMATECH）。

还有一个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教授创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创立的基础是企业承诺为半导体研究中心建造一栋带有原型（prototype）制造能力的大楼。有了那种资金水平的参与，人们对于改善半导体芯片的制作工艺很是期待，远远超过了传统研究中心的属性，例如使学生参与和接触新技术等，尽管这些属性曾经也吸引着集成化系统中心（Center for Integrated System，CIS）中产业参与者的兴趣。

集成化系统中心也会将公司里的研究人员整合入学术研究小组，并且鼓励其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心与产业研究者积极合作。通过深入研究小组，公司研究人员可以获得体验学术知识生活的机会。相对于典型的研究中心模式——参加产业临时会议并在公开前听取对手头工作的非正式汇报，前者的工作方式更加紧张。

在研究中心，会有机会与来自其他公司的研究者建立更加紧密的技术关联，这是学术会议和研习会所达不到的。在以前，竞争对手都是在学术场所合作研究问题，但这样会产生一系列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实际产品开发和知识分享意愿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Etzkowitz，Kemelgor和Alonzo，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