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翻译：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把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实际上，大多数语言学重要著作，包括语言学教科书，至今仍然不把翻译看成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科米萨诺夫，2006：10—11）：①20世纪上半叶，许多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感兴趣，这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语言学家力图对语言进行客观描写，使语言学接近“精密”科学，他们响应索绪尔的号召，认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1996：323），将研究只局限于“语言”（langue）而非“言语”（parole），即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②翻译家或译者也怀疑语言学理论是否能在翻译中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因素并不占重要地位，翻译不是纯语言活动，而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但不可否认，语言学毕竟与翻译学最终走到了一起，不过，这是20世纪下半叶初期的事情。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科米萨诺夫，2006：11—15）：

第一，全世界翻译活动规模的扩大。全球化时代，随着科学技术、新媒体的发展，跨语言、跨文化交际非常频繁，非文学翻译占据了翻译的主导地位，而文学翻译则居于次要地位。非文学翻译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两种语言的语言单位或结构在意义和功能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建构语句和语篇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差别。

第二，语言学家开始关注翻译活动的变化，而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也不得不把翻译纳入自身的研究领域。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学的研究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言学不只是研究“语言”，更注重“言语”的研究，不只是“共时”研究，也注重“历时”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应运而生。语言学对翻译的研究超越了人们的想象，翻译的许多方面现在都可以用语言学的术语和理论来加以描述和解释。并且，语言学家研究翻译以后发现，语言学不但可以为翻译理论做出巨大贡献，而且翻译也可以为语言学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使语言学理论更加现实化和科学化。

第三，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理论的发展。机器翻译已不再是神话，但要使机器像人一样顺利翻译，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人是如何进行翻译的？翻译的认知过程怎样？翻译中有什么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在起作用？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定论。于是，很多研究机器翻译问题的语言学家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人类”翻译的认知过程，力图通过这种研究找到克服翻译困难的办法。

第四，语言学与翻译的结合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现在培养翻译人员的主要是大学和一些培训机构，任教的主要是外语教师、语言学家或语文学家。正是他们首先意识到要对翻译活动进行理论思考，也正是他们开始尝试用自己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翻译学和翻译现象。

虽然翻译涉及诸多方面，但翻译最重要的方面还是语言。世界上的语言千差万别，估计有五六千种，语言变体更是不胜枚举。正是语言的复杂性和使用特点决定了翻译的必要性，决定了译者会遇到的翻译困难，也决定了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雅柯布逊（Jakobson）发表了著名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1959），奠定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院教授卡特福德（Catford）出版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65）一书，这是一本探讨翻译理论的开创性著作。作者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是用一种语言的语篇去代替另一种语言的语篇的过程。显然，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依附于语言的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学理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体学、语用学、语篇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应用于翻译研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国外的加扎拉（Ghazala，2011）、格特（Gutt，1991）、哈特姆（Hatim，2001）、哈特姆和梅森（Hatim ＆ Mason，2001）、希基（Hickey，1998）、施韦特和费雷拉（Schwieter ＆ Ferreira，2017）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更是不胜
枚举。我们可以断言：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翻译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在实践上也是卓有成效的。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在翻译研究中还未得到充分体现，一种全新的翻译学理论还亟待我们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