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句话不仅是经验之谈，其实也是一种客观规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改稿比起草还难，难在哪儿？就难在需要一丝不苟、精雕细刻。这就好比建造住房，初稿相当于完成了土木部分，可以遮风挡雨，但还不能居住；修改相当于装修，搞完粗装修还有精装修，材料、款式、颜色、风格需要一应考虑周全；精装修完成后，业主可能还不放心，这里敲敲，那里摸摸，发现有问题，还要来一番再改造再完善，直到完全满意才搬进去居住。

大凡做文章者，谁不向往“倚马可待”“落笔成文”“一气呵成”那种高超功夫？但那是一种美丽的夸张，或者说是一种追求、一种向往，现实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要说真有那种功夫的话，也只是表现在思维的敏捷、行文的快捷方面，而不能说明文章出来一点毛病也没有。还有一说叫“文不加点”，意思是说一气写成，不用修改，也是近乎神话。据传，《吕氏春秋》成书之后，曾悬于国门，供人阅读并指出差错，言中者有赏，结果竟千金难易一字。这也只能说明，该书经过作者反复推敲修改，已经相当完美，而不是说一个字都改动不了。

事实上，越是文章大家，越是重视修改，越懂得文章“三分写、七分改”的道理。马克思的皇皇巨著《资本论》，从计划到草稿都经过了多年、多次的修改，出德文本二版和法文本时，又分别做了修改。他给恩格斯写信说：“工作进行得极其快意，因为在经过许多产痛之后，恬静地舐着婴儿，自然感到乐趣。”看来，伟大的马克思是把修改当作一种快乐的。李卜克内西曾这样评价他“马克思在语言和风格问题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他对于语言的简洁和正确是一丝不苟的”“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可见我们这位“老祖宗”对文章修改到了何等认真的程度。还有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他的文章好不好？那当然没的说，但他十分重视文稿修改，不仅对自己的文稿反复改，对他人起草的有关文章、社论、电报也精心修改。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产生了几个宪章和宣言，毛主席还亲自校对，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让出错。他强调：“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修改，然后发表。”还批评某些同志“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就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是个才子，实质到处害人”。

很多大作家、大文豪亦精于修改。托尔斯泰写成《战争与和平》，据说改了七遍。鲁迅先生的《‹坟›的题记》一文，仅一千余字，改动就有100多处。他说：“文章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做过多次修改，包括典故、比喻的运用，结构的调整、部分描写的删除等，改动上千处。

大名鼎鼎的胡乔木堪称作文、改文的典范。他当过毛主席的秘书，被誉为“党内一支笔”。他一生中撰写、整理、修改的文件、讲话、社论不计其数，很多经典之作都出自他之手，可他偏偏对自己的文稿永不满意，有着“永无定稿”的习惯。稿子本来写完了，基本定稿了，但只要还未出手，就在不断地修改；即使出手了，不管报刊转载多少次，事先都要经他审阅，每次都有新的改动，难怪他会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他对自己的稿子如此“苛求”，对别人起草的稿子审核把关也特别较真。从选题到立论，从标题到全篇，从理论到政策，从观点到材料，从布局谋篇到层次结构，从导语的长短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任何偏差和欠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都决不放过，都要修正到位。他对文稿的每一个概念、观点和判断，每一个表述和提法，都力求准确、恰当、贴切、得体，合乎领导意图、合乎法律政策、合乎实际、合乎逻辑、合乎分寸。凡是经他改过的稿子，哪怕只是改动几个字、几个句子，质量就大为改观。《人民日报》的编辑们知道他有这个习惯，所以凡送他审阅的稿子，都用八开新闻纸，在文字四边留出很大的空白，经他审改后的稿子，往往布满密密麻麻的钢笔小楷和各种修改符号，而原稿的文字有时几乎是“全军覆没”。他的这种敬业精神、这种高超水平，让多少人敬佩、赞叹不已，连周恩来总理都说，许多文件只有经过胡乔木看过，才放心发下去。文件经过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古代文章大家中也不乏这种精于修改推敲的例子。左思呕心沥血，反复修改打磨，用10年时间写成千古名篇《三都赋》，书成后人们争相传抄，造成洛阳纸张供不应求、纸价上涨，“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贾岛改“僧推月下门”为“僧敲月下门”，王安石改“春风又到江南岸”为“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字之改，意境截然不同。苏东坡兄妹和诗友黄山谷论诗亦堪称一绝。某日，三人一道游玩，苏小妹出题：在“轻风细柳”和“淡月梅花”中间各加一字，作为诗眼。东坡答道：前句加“摇”，后句加“映”，成为“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小妹摇头，评之为“下品”。东坡略加思索又答：前句加“舞”，后句加“隐”，成为“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小妹又摇头，“好是好了，但仍不属上品。”黄山谷忍不住问：“那依小妹意见呢？”小妹答：“前句加‘扶’，后句加‘失’——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东坡、山谷细品一番，不禁击掌称绝，的确比前面四个字贴切、生动多了。

大文豪欧阳修也有这方面的逸闻。他常常伏案灯下，仔细修改自己的文章。夫人打趣说：“你又不是小学生，还这么认真改文章，难道怕先生责怪吗？”他说：“我这是要留给后人看的，这样认真改，是担心文章里还有什么毛病，怕后人笑我啊！”有一次他替人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相州昼锦堂记》，其中两句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交给取稿人后，他又觉得不妥，忙派人快马追回，修改后再送出。来人以为有重大改动呢，一看，只是加了两个“而”字，变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心里觉得奇怪：意思不是一样吗，老夫子多此一举吧！吟诵几遍后才发现：读起来比原句更显得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其细致、较真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奏章是古时公文的一种，相当于现在的汇报、请示、建言献策材料。因是臣属用于向帝王进言陈事，所以无不字斟句酌，十分小心，有时一字一词之差，结果完全相反。据传，当年曾国藩奉咸丰帝之命迎战太平军，因指挥失误，几次被太平军杀得大败而逃，气得他两次投水自杀，幸被部属发现救起。他既感到无颜见人，又忍不下这口恶气，于是亲笔写下遗书，同时又拟草了一份奏章，希望朝廷批准他再度和太平军决战以报仇雪恨；若朝廷不同意，则不再苟活于人世。他把写好的奏章交给师爷马家鼎去发送，马师爷看到其中有一句“臣军屡战屡北（败）”，觉得有消极颓唐之意，恐对主子不利，于是私下里把“战”和“北”的位置颠倒了一下，变成“臣军屡北（败）屡战”。咸丰帝本来为战事失利而恼怒不已，看到这句话，顿时龙颜大悦，称赞曾国藩虽连遭惨败而壮志不灭、忠勇可嘉，不仅没有处分他，反而予以重用。曾国藩绝处逢生，大喜过望，适逢太平军发生内讧，便瞅准时机重拳出击，与太平军转战数省，最终大获全胜。试想，若不是马师爷那一字之改，曾国藩恐怕吉凶难料呢！

从上述几例就可看出，文章改与不改、改得马虎还是精细，效果是大不一样的。从公文修改来说，我们通常以为，只要按领导和各方意见修改到位了、没有明显问题了，就可以交差了。其实这还是不够。没有“明显问题”，那么“不明显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吗？就可以放过吗？还有的同志以为，机关文稿又不是经典著作，文件看过就行了、讲话听过就完了，文字上粗糙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谁会有那闲工夫给你找语病、抠字眼？这种看法同样是不对的。正如清代刘淇在《助字辨略》中所言：“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误，通篇为之梗塞”，修改时应做到一字、一词、一句、一个标点符号都用心琢磨，力求准确。错别字、错词、病句固然要改过来，还有某些同义词、近义词容易混淆，要找到那个最贴切的词；某个句子虽然没有明显语病但显得拖沓累赘，应尽量使之简洁明快；某些话意思说到了，但有点含糊不清，要找到那句最恰当的话；某些内容放在这个段落也行、放在那个段落也行，应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位置。所有这些都是细节，正因为是细节，才需要格外仔细、精细，把功夫做细。

常言道“文章不厌千回改”，当然不是说真的要改上一千回，否则就太恐怖了。这里的核心是“不厌”二字。首先是文稿本身不厌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特别是那种写作难度较大的稿子，即使数易其稿，也还会有值得推敲打磨的地方。由此就决定了我们的态度不能厌改，为使文稿质量达到较高水平，该改多少次就改多少次，不达到目的决不放手。